《明代诗歌与散曲》鉴赏

《明代诗歌与散曲》鉴赏

(一)

公元1644年，朱明王朝覆亡，清兵入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满族统治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大帝国，即清王朝。自清世祖元年(1644)至宣统逊位(1911)，清朝共历268年。在这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重大变化，出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封建性的生产方式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方式。在历史分期上，通常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界标，分为两个历史阶段时期：前者，自清初至清中叶，即1644年至1839年，共197年，为中国古代史的最后阶段;后者，自清道光中期至鸦片战争爆发，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到五四运动兴起，即从1840年至1919年，历时80年(一说，自1840年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止，历110年)，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近代史阶段。中国文学史的发展阶段，大体与此相当。一般都认为鸦片战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之后，即进入中国近代文学的崭新的历史阶段。

(二)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清代，小说、戏剧继明代之后继续发展，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传统诗词、散文和骈文领域里，也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各种不同的流派，几乎历代盛行的各种文学体裁，均有所继承和发展。但到了清代中叶以后除小说之外，一般传统文学的总趋势，却是日益衰落。比如，诗文的流派，虽然层出不穷，但始终没能跳出形式主义与摹拟的圈子，没有取得比唐诗、宋词更大、更新的成就。前一代的“明词”成就不高，而“清词”却比较繁盛，不乏自创流派的作家，但仍然无力挽回词的发展日益衰落的颓势。

清代文学发展大体可分为清初期和清中叶两个时期(晚清划归近代)。综合观察各个时期和各种文学样式所取得的成就，以小说为最，成为清代文学的主要样式。文人独立创作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均已十分成熟。清代戏曲也取得重大成就，后期剧坛十分活跃。地方戏也日益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成为我国戏剧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黄金时代。清代散文创作出现若干流派，其中影响大的是以方苞为首的“桐城派”，还有若干著名骈文家;清代的说唱文学有若干新品种;清代还出现了前所罕见的大量诗话、词话、曲话和文论等理论批评著作，内容丰富而系统;对前人作品的编选、整理、注释和研究工作，也有许多建树。

(三)

诗歌呈现中兴之势。中国古典诗歌经过元、明的低迷后，在清代出现了诗学观念多元，大家名家众多，诗歌流派纷呈。不完全统计，留存后世的个人诗文创作别集约有数百部之多，其中著名的就有七、八十部，确为历代所罕见。清代诗歌发展，经历了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由于清代晚期属于近代史时期，这里只叙述前两个时期。

(一)清代初期是清诗活跃时期。这个近八十年的历史，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在这个时期的前一阶段，文坛中最著名的诗人有顾炎武、屈大均、魏禧等人。以大学者兼诗人名世的顾类武，同开清代“朴学”风气的黄宗羲、王夫之等并称为学术界“三先生”。其诗多写国家民族兴亡大事，托物寄兴，吊古伤今，充满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其风格沉雄悲壮。其次是屈大均，是“岭南三大家”之一。他自认为自己的屈原的后代，要像屈子那样行事，诗歌多佳作。

同时代的著名诗人还有：屈事清人的钱谦益、吴伟业和侯方域等。前二人乃清初诗坛的盟主，他们与龚鼎孳合称为“江左三大家”。由于饱经忧患，他们也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作。

在后阶段(约40年)中，施润章、宋琬、王士禛和朱彝尊等人，是诗坛上最孚众望的诗人。他们生于明代，活动于清朝。民族气节之情已淡，作品情调与“遗民诗”有很大不同，却有不少反映人民疾苦和某些社会风貌的佳作。另外，还有一个清代学宋诗成就最大的重要诗人查慎行。

王士禛，在钱、吴之后成为此时最著名的诗人、诗坛领袖，其影响甚大。在诗歌创作上，倡导“神韵说”。所谓“神韵”，就是诗歌境界以清远为佳，语言以含蓄最好，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诗为最高境界。他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唐人王、孟、韦、柳诗风的继承，并无新的发明，但其成就有所超越。清初诗坛，从顾炎武到王士禛，使人看到了清代诗风从现实主义到形式主义的转变。

(二)清代中叶诗坛的争奇斗巧。这个时期正处于“康乾盛世”。文坛上流派纷呈，表现得异常繁荣。除了清初王士禛“神韵派”继续有影响之外，又涌现了若干新流派。如沈德潜的“格调派”、袁枚的“性灵派”和翁方纲的“肌理派”等全国性派别;此外，还有地域性的各流派，如河朔诗派、岭南诗派、虞山诗派和常州诗派等等。在众多诗派中，力量最大、成绩最著和影响最深远的是性灵诗派。以下简述各主要诗派的情况：

①性灵诗派。其核心人物是袁枚，因别号“随园”，故又称此派为“随园派”。其中排为第二、第三号人物是赵翼和张问陶。其成员，大多是布衣寒士和平民女子，属于市民阶层，生活于江南城镇，思想比较通达，多性灵感悟，遂独树一帜为“性灵派”。

袁枚思想开放，敢于冲击崇古、泥古观点，表现甚为活跃。在学术上反对汉学(考据)，反对宋学(理学);在文学上特别批判“格调说”，又讥剌“学问诗”;对于“神韵说”，也有非议，认为朦胧隐约的“神韵”，是脱离“真性情”的假诗，大力提倡诗歌写“性情遭际”和个人灵感。他擅长近体诗，尤工七律。由于注重一时之“灵感”，凭“一点灵犀”去写诗，其诗大都是一些生活琐事，缺乏重大社会内容。但也有论者认为性灵派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最接近诗歌的本质，并基本符合古典诗歌的发展规律。所以，其影响深远，播于海内外。

袁枚与赵翼、蒋仕铨，并称为“乾隆三大家”，而赵翼是史学家写诗，特别重视发展观点;蒋仕铨诗歌骨力坚苍，不为“性灵说”所囿，他们的风格也不完全相同。

②格调诗派。在康熙晚期到乾隆中期，占据诗坛主导地位的是沈德潜的“格调说”。他是清朝重臣，作诗十分重视“格调”，认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这就是说，写诗在内容上，“一切归于温柔敦厚”;在态度上“中正平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在方法上，讲究格律，要学古法，重比兴，重婉陈，不“发露”，提倡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这是一种正统派理论，从中可以看到一点明代前后七子的影子，实为“乾康盛世”的产物。

沈德潜以诗论和选家名世。《古诗源》和唐、宋、元、明、清等几代的“诗歌别裁”，都是经他选编的。但他的诗歌成就并不大，缺乏生动性创作。传世之作中比较受人注意的是反映人民疾苦的一些作品，如组诗《晚秋杂兴》、《夏日述感》和《刈麦行》等。

同时，还有浙江钱塘诗人厉鹗。他推重宋诗，著有《宋诗纪事》，自己创作风格幽峭妍秀。他是“宋诗派”浙派领袖。但他的诗论、诗格与沈德潜不合。

③肌理诗派。倡导“肌理说”是翁方纲。他原是精研经术，长于考证的学者，也是一位金石学家和书法家。但他喜欢赋诗属文，还喜论诗，首创了“股理说”，最后成了乾嘉诗坛的领袖人物，代表了考据学派统治下的一个诗派，并影响着近代的宋诗运动。

所谓“肌理说”，翁方纲认为“义理之理，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翁著《老言集》)这就是说，作诗要把义理(思想)、文理(文词结构)肌理(学问材料)三者统一起来就行了，不必高唱神韵，死守格调和多谈性情。他的这个论调，实出于宋人，同“江西诗派”差不多。所以，他们作诗时，往往将经典考据学上的“以文说经，以经说文”的方法引入诗歌创作，其结果，就搞出了一些不大象艺术品的“学问诗”。于是，这个诗派的追随者不众，影响也不如沈、袁大。

与此同时，诗坛上还有一些“不落派”的卓然自立的诗人，如郑燮、黄景臣和舒位等人，各自写出一些有意义的诗歌佳作。乾嘉时期，诗坛人气甚旺，除上述名家之外，应当留名诗史的还有不少。如：诗文兼胜的姚鼐、工于咏史的严遂成、格调秀雅的吴锡麒，诗中有画的黎简和奔放奇崛的洪亮吉，以及直抒胸臆的宋湘等。

(四)

欣欣向荣的清词。别称为“长短句”的我国词的创作，自唐至宋，已达到了高峰。元代它同诗文一样，不得不把统治宝座让位于元曲。明代词学虽有继承，却无发展，且日趋凋蔽，及至有清一代，它却青春焕发，在文坛上斗艳争奇，词又是中兴的新气象。叶恭绰《全清词钞》，入选词人达3196人，陈乃乾《清名家词》初编，就刊印了著名词人专集100种，其词人之多，词集之众，大大超过了前代。

清词发展分前期与后期两个阶段，即——

(一)前期词坛一片繁荣。几个为后世称道的词人，几乎在清初即已成家立派。著名的有王夫之、屈大均、龚鼎孳和宋琬、尤侗等人，都是诗人兼词家，都有专门词集。吴伟业、王士禛的集子，在当世就已广为传诵。江南词人陈维崧，是位多产词家，达1600多首，集为《迦陵词》专集，词风豪放，接近苏、辛，内容多为感旧之情和反映民生疾苦之作。由于他是江苏宣兴人，古名阳羡，称其词派为“阳羡派”。与陈同时，还有当行词人纳兰性德。他以专门填词名世，善用白描手法，直抒性情，自然流丽，词风近似南唐后主。满人佟世南、无锡顾贞观等人，词风也近容若(纳兰性德之字)，比较著名。

此时更著名的是“浙西派”开山祖师朱彝尊。他是一位著名经学家，又是诗、文、词兼胜的文学家，以词的影响最大。他推崇南宋姜、张词派的“清空”、“幽雅”词风，以纠正元、明以来的“浮靡猥杂”的不良风气，取得了重大成就，追随者众。其中有名的是李良言、厉鹗、沈岸登等，以厉鹗最有成就。

(二)后期词坛词学继续发展兴盛。这时出现了常州词人张惠言和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它以自己的词作理论与创作实绩，取代了原浙派词坛的统治地位，其影响超过浙派，直至近代。

盟主张惠言，官翰林院编修，专治《周易》和《仪礼》，是嘉庆间著名的经学家，也是善词能文者。散文成就很高，与恽敬同为“湖阳派”之首。但他的词名更大，编有《词选》和《茗柯词》等集子，因出身常州，故称“常州派”。他倡导作词要继承与光大诗、骚比兴之旨，要求词写得“深美闳约”。因此，他的词多沉厚、少空灵，词旨隐而不显。

后继之主要代表周济，晚出张二十年，但其成就不逊于张，并成为“常州派”重要词作理论家。他推重周邦彦，崇尚雅正，强调比兴法，“非寄托不入”，词作者应“见事多，识理透”，其词“托意”要高。这些词论，不仅对“阳羡派”的粗犷和“浙西派”的轻弱起了纠正作用，而且对近代词的创作也有不小影响。其中的佼佼者有谭献、王鹏运和朱孝臧等人。

不受常州派词风约束而自成家门的词人，也不在少数。其中闻名于时者都有词集传世。如廷纪的《忆云词》、郭麐的《灵芬馆词》和进入近代的蒋春霖《水去楼词》，以及龚自珍等。

综观清代词坛，我国词学确有“中兴”之概，不论作家或者作品数量，都大大超过元、明两代。但究其内里和发展趋向，其虚假繁荣，终于难掩词之实质颓败之势，宋词之盛恐已难继矣，当然，中华词学的真正“中兴”，还待后世努力。

附图八：

清 代 世 系 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