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此诗题为《江南春》。起句“千里”,概括广阔的江南;“莺啼绿映红”,则概括美丽的春景。“莺啼”,写音响之美。李义山句:“黄鹂巧啭意深深”,不独动听,且似多情。“绿映红”,写色彩之美;不独鲜明,且使人感到生意满眼。《升庵诗话》:“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舍、酒旗皆在其中矣。”杨慎以诗人而为此拘泥、迂拙之论,殊为可笑。前人已斥其非。第二句,由自然转到人事。这里的人家,或傍水为村,或依山为郭,到处是酒旗在风中飘动,足见游人之多。这个“风”字,名词动化。正如温庭筠词《菩萨蛮》由“玉钗头上风”的“风”字那样下得好。用王国维的话说,着此一字,境界全出。诗到这里,作者把笔锋转到寺院,拓开另一境界。“四百八十寺”,以质实之语写佛寺之多;“多少楼台”,可见其规模之大;而南朝之盛亦可知矣。这样多的寺院和它们的楼台,诗人并没有把它置之晴照之中,而置之“烟雨中”;不是给人以朗丽感,而是给人以朦胧感。其中不无苍茫万古之意存焉。貌观之,似与“莺啼绿映红”之景不协;而细察之,则前二句实为后二句之反衬。作者之意深矣。唐代承南北朝之风,佛教盛行,寺庙与僧尼甚多,所有土地不耐租税,生活供养惟农民是赖。形成社会一大蠹害。后来,武宗禁佛教,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杜牧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详细记载了武宗毁禁佛教之事,并表示了赞同的态度①。诗这样写,也包含了这种态度;但更寄托了一种深度的兴废之感。明丽之景与苍莽之状互衬,大大丰富了诗的内容。于此,可见诗的艺术辩证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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