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绝命文学”该是一种最难创作的文学。一个人在生命垂危之际,有多少心声要倾吐,有多少感慨要抒发,有多少遗嘱要吩咐!可是陆游在临终前只用二十八个字就写出了这首千古传诵的绝笔。
关于这首绝笔诗的基本内容,朱自清曾作过具体解说:“《示儿》诗是临终之作,不说到别的,只说‘北定中原’,正是他的专一处。这种诗只是对儿子说话,不是什么遗疏遗表,用不着装腔作势。他尽可以说些别的体己的话;可是他只说这个,他正以为这是最体己的话。诗里说:‘元知万事空’,万事都搁得下;‘但悲不见九州同’,只有这一个搁不下。他虽说‘死去’,虽然‘“不见”九州同’,可是相信‘王师’终有‘北定中原日’,所以叮嘱他的儿子‘家祭无忘告乃翁’!教儿子‘无忘’,正见自己的念念不‘忘’。这是他爱国热诚的理想化。”(《爱国诗》)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确实平近自然,质朴无华,率意直书,流畅如话。但包蕴宏丰,感情深挚,“孤忠至性,可泣鬼神”(吴大受《诗筏》),极其深刻而又真切地表现了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赤子心和生死观。诗中把个人的生死存亡与国家的安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生前的逆境与死后的喜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未竟的至愿与对后代的激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全诗具有极强的概括性,高度的自信心,巨大的感召力。
我国古代有不少人少年壮志凌云,中年叱咤风云,一到晚年,却往往看破红尘,消极遁世。而陆游一生爱国,矢志不渝,无论在朝为官,还是致仕在野,无论时局有利,还是形势险恶,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升沉利害,也不介意所受的排挤打击。“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为了统一祖国,他始终斗志昂扬,直道而行。不因年高而改变初衷,不因贫病而忘怀素志,烈士暮年,斗志弥坚。尽管“衰发如蓬面枯瘦”(《六十吟》),但“犹怀万里玉关情”(《书叹》),“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感事六言》)。这首《示儿》诗,正是陆游爱国一生的形象概括。
陆游的爱国忧民思想,洋溢着生气勃勃的积极进取精神。他始终以战斗的姿态在逆境中抗争,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朴素的唯物观点看待事物。他深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他深信敌必败,我必胜:“群阴伏,太阳升,胡无人,宋中兴!”(《胡无人》)“四海一家天历数”(《感愤》)。他预示胜利,但不轻信胜利;他坚信胜利会到来,但又意识到胜利的道路很曲折。因此,他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信念至死不变,死而不巳:“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书愤》)他更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把后来人看作是统一事业的继承者和完成者:“吾侪虽益老,忠义传子孙。征辽诏倘下,从我属橐鞬。”(《村饮示邻曲》)这首《示儿》诗,也正是陆游对祖国前途乐观自信的生动写照。
陆游《示儿》诗久传不衰,还因为它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在宋代,每当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都会有人自然地联想到它。如陆游死后二十四年,南宋和蒙古合兵灭金,刘克庄便在《端嘉杂诗》中写道:“不及生前见虏亡,放翁易篑愤堂堂;遥知小陆羞时荐,定告王师入洛阳。”陆游死后六十六年,宋被元灭,“林景熙收宋二帝遗骨,树以冬青,为诗纪之;复有歌题放翁卷后云:‘青山一发愁濛濛,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每读此,未尝不为滴泪也。”(胡应麟《诗薮》)这种感召力量,可能还有异代相通的绵延性和穿透力。比如关向应在病中还读陆游诗,“他说陆放翁是一个豪迈的爱国诗人,他再三赞叹而且神往地背诵着陆放翁的《示儿》诗”(黄既《关向应同志在病中》)。即使在今天,赏读《示儿》诗仍感撼人心旌,启人心智,发人深省,催人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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