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首诗写于大历五年(770),即诗人逝世的一年。元人范德机谓它有“藏咏”。仇兆鳌注说:“此诗抚今思昔,世境之离乱,人情之聚散,皆寓于其中。”由此可知,诗意写国家兴亡之大事,然而却将其隐于字里行间,见得诗的机趣。杜甫是唐代诗坛圣手,表达这么一个重大的主题,并未直而言之,由隐事中见出其事,也就是说无一处谈及具体实况,而针对性的意思见于象外,可谓机心独运,戛戛独造。
一、二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写杜甫在岐王宅邸经常与李龟年见面,在崔九的庭堂前也曾几次听过他的歌唱。李龟年,是唐开元年间名播远近的歌唱家。他于当时出入王公贵族之家,献其歌艺,得到皇亲国戚的器重。杜甫十四、五岁时身居洛阳,由于当地前辈的援引,所以也就有机会在高门大厅时时看到李龟年活动的形影,听到他悠扬的歌声。这里,诗人通过对李龟年当年生活境遇的追忆,借以托出唐王朝表面上的承平气象。岐王,即李范,是唐睿宗的儿子,唐玄宗的弟弟。崔九,即崔涤,官任殿中监,是唐玄宗的宠臣。这些统治者们沉湎于花天酒地,骄奢淫逸,致使唐室的腐朽日甚一日,终于酿发了安史之乱,把人民推进了烽火遍燃的血海。诗人虽然隐其该事,人们却能从岐王和崔九的豪门中那弦歌不绝上,明悟到唐王朝自盛转衰的根本原因,并由此想象出山河破碎, 民生涂炭的情景。
三、四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写正是江南风景特好的时候,杜甫又与李龟年相逢了。几十年之后,他俩偶遇于湖南长沙,一见之下,不禁感慨系之。诗人有意提到“江南好风景”,不是为了盛赞山明水秀的湖南风光,也不是为了表达老友相会的分外高兴,而是为了反衬“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东晋周顗语)的历史变化。一个“正”字,暗含着诗人面对着大自然的佳景所勾起的无限感伤。诗中特标“落花时节”,包孕着诗人的忧国之心,意蕴丰富,有着隐的巨大容量。隐成了明的内核,它以落红满地,消逝了骀荡的春光的自然景象,喻示着唐王朝凋敝丧乱, 已经失去了鼎盛时期的社会繁荣这客观事实。据唐·郑处海《明皇杂录》卷下记载:“乐工李龟年特承恩遇,大起第宅, 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客闻之,莫不掩泣。”诗人明显地还以暮春的“落花时节”,类比人生到了暮年的凄凉,李龟年的悲歌声声就是如此。诗人与李龟年青春的脚步远去,而今两鬓添霜,加之漂泊他乡,怎能不黯然神伤!“落花时节又逢君”,实际上就是说:诗人在国势衰败,乾坤疮痍的时代背景下遇到了李龟年,在各自东西,萍踪不定的特殊情况下遇到了李龟年,在感喟岁月流逝,人到老年的精神状态下遇到了李龟年。“落花时节”吟咏着落花般的社会变迁和他们的身世,而他们的身世是随着社会变迁形成的,尤其是李龟年个人的悲欢折射出了时局的动荡。一个“又”字,突出了今昔不同的对比。能够从“落花时节”的隐,知其所要明的世乱时艰、衰老飘零这层藏意,契机就在形象与想象之间。“落花时节”这外在形象远远超出了自身容纳的意义,表面是在说时至暮春季节,带有直接性,而实质是在叹恨伤春,带有间接性。诗主要的不在给予读者视诸直接的形象,而在这直接的形象表现了什么,寓间接于直接,既寓隐于明,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使欣赏者通过想象去欣赏,领悟到比直接的形象要远为广阔的内容。《白雨斋词话》说:“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虽“不许一语道破”,但直接的形象,必须要提供可让读者驰骋想象的指向条件,否则所隐的内在意思就叫人悬测难明。“落花时节”的间接性是艺术上的隐,直接性是构成它外在形象的明,人们理解诗时的化隐为明,就是从直接性中寻找到背后间接性的思想,使之在想象中得到统一,从而体会到“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佳妙。
全诗融巧构、巧比、巧思于一炉,言短而意丰,机趣中显出了诗人非凡的才情,不可多得!
上一篇:《江南行·张潮》原文与赏析
下一篇:《江城子·苏轼》原文与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