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寿安公主出降》

妫水闻贞媛，常山索锐师。

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姬。

事等和强虏，思殊睦本枝。

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

据新旧 《唐书》记载，割据一方的成德镇自李惟岳以来，便擅用武力、财权，以抗拒朝廷。至王庭凑时，更是专横跋扈、凶悖肆毒，威胁皇室。王庭凑死后，其次子王元逵袭成德军节度使之职。一反前人所为，王元逵却拿出恭顺朝廷的姿态，不仅颇识礼法，且能每岁向朝廷献贡纳赋，因而得到文宗皇帝的赏识。开成二年(837)六月，文宗皇帝亲自下诏，将绛王李悟之女寿安公主下嫁给王元逵。李商隐的这首诗，便是针对此事，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诗题中的“出降(jiang)”便是下嫁之意。

“妫水闻贞媛，常山索锐师。”前句用 《尚书·尧典》： “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戒其试哉，女于时，欢厥刑于二女。’釐降(下嫁)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的典故，意思是说，帝尧将让位于虞舜，于是先将二女下嫁给虞舜，以欢其法度如何。“贞媛”：本指尧之二女，这里指代寿安公主。诗人将文宗皇帝下嫁寿安公主于王元逵比作尧嫁二女于虞舜，其中已暗含了强烈的讽刺意味。“常山”： 常山郡，即恒州恒山郡，因避穆宗讳而更名，这里是成德军节度使的治所。“索”： 这里是尽的意思。此句言兵强将广的王元逵，尽礼来聘。《新唐书》 本传载：“元逵遣人纳聘阙下，进千盘食、良马、主妆泽奁具、奴婢，仪者嘉其恭。”诗人殆指此事。诗歌的首联，便以单刀直入的手法，在点明史实的同时，又暗含了批评与讽刺的情绪。

“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姬。”“帝力”，典出汉代张敖。张敖娶汉高祖刘邦长女鲁元公主为妻。一次刘邦到张敖处赴宴，张敖尽子婿之礼，然而刘邦却表现出傲慢的神态。张敖手下的人十分不满，欲杀刘邦，张敖说：“先王亡国，赖皇帝得复国，德流子孙，秋毫皆帝力也。”(《汉书· 张耳陈余传》)是赞颂汉高刘邦治理天下的德能。但诗人在这里用“昔忧迷帝力”，就显然是说王元逵之父王廷凑昔日不知恩德，抗拒朝廷，而朝廷不能制之的史实。“今分送王姬”的“分”，读去声，意谓理应如此、是分内之事。“送王姬”，即指下嫁寿安公主。这两句是以强烈的对比手法，对文宗皇帝的行为作了讽刺。昔日王廷凑凶悖肆毒，抗拒朝廷，而今天皇帝反倒以分内之事，主动将寿安公主送给王元逵。这就在讽刺朝廷软弱无能的同时，也暗示出皇帝的一种畏惧心理。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内心的情感是深痛不平的。

“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等”，等同。“和”，可以有两层含义，一是和亲，古代帝王将公主或嫔妃嫁给邻国，以示世代友好，和睦相处；一是讲和，和好。“强虏”，势力强大的敌寇。这句是说，朝廷将寿安公主下嫁给王元逵这件事，就无异于同敌寇和亲或友善。“恩殊”，不同寻常的恩典礼遇。睦本枝”，是说文宗皇帝象是对待皇族成员一样，来对待王元逵，同他竟是如此和睦亲善。如果说前四句还带有些许的委婉之态的话，那么这两句就更为锋芒毕露，而直斥文宗皇帝了。

末二句 “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是诗歌的结句，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四郊”，犹言四方。“垒”，这里指割据一方的方镇。这两句是说，当今国内方镇林立，朝廷用这种下嫁公主的方法与礼遇，恐怕是不合时宜的。如此众多的方镇，朝廷又能笼络得住几个呢？

徐树榖说这首诗：“元逵虽改父风，然据镇输诚，不能束身归国，文宗降以宗女，终有辱国之耻。义山愤王室不振，而诸道效尤也。” (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注引) 张采田在《玉溪生年谱会笺》 卷一中也说：“然河朔故事，相沿已久，元逵据镇输诚，虽降以宗女，事等羁縻，又何足道？诗愤朝廷姑息，语特正大。纪晓岚讥其立言无体，岂诗人必作谀词，始为得体哉？”这些评论不无道理。关于李商隐的这首诗，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方镇割据，是中晚唐时期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唐王朝也曾为削藩做出过不少努力，但收效甚微。李商隐在诗中直言不讳地表明对待方镇的态度，除了说明他具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外，还表现出他对国之安危的担心。第二，关于如何对待方镇的问题，正是当时牛李党争中重要的分歧之一。李商隐不畏风险，不仅公开反对姑息的政策，甚至直斥文宗皇帝，的确表现出了惊人的胆识与魄力。因而这首诗在李商隐的政治诗中，就如同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有感》、《重有感》、《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诗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第三，这首诗的政治观点是否完全正确，还需要根据当时的历史作具体的分析。史称文宗皇帝励精图治，去奢从俭，抑制宦官。虽不乏溢美，但拨乱之心还是有的。他采取这种缓和的策略安抚方镇，也许出自全局的考虑，以缓解尖锐的矛盾，更何况王元逵已经明确表现出了恭顺之态。《新唐书· 王元逵传》载：“其后刘稹叛，武宗诏元逵为北面招讨使。诏下，即日师引道，拔宣务壁，破援军尧山，攻邢州降之，累迁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稹平，加兼太子太师，封太原郡公，食实封户二百，进至兼太傅。大中八年死，年四十三，赠太师，谥曰忠。”王元逵后来的确为李唐王朝出力不少。可见李商隐毕竟还只是一位敏感的诗人，而不是一位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因而对此还必须作为一个历史问题进一步的研究。

李商隐的大部分诗歌，是以隐晦、委婉为特征的，但这首诗却带有直率、突兀的风格，使人感觉到诗人那不可遏止的义愤如山洪暴发，一泻而下。诗歌的气势与诗人的情感正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