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重有感》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唐朝发展到了李商隐所生活的时代，其“九天阊阖，万国衣冠” 的宏伟堂皇的气象早已荡然无存了，国势差可与“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同其衰飒。严肃的社会现实，使年轻的诗人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观察理解的深度与广度都大大提高，政治思想逐渐成熟，诗歌创作也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七律《重有感》 则是一个重要标志。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 ，官僚集团中的李训、郑注等人，在唐文宗的授意下，准备里应外合诛灭宦官。他们乘宦官不备，诈使人言金吾厅后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是天下升平的瑞兆，请帝观之，待将宦官仇士良等骗出后全部杀死。结果事败，李、郑先后为宦官所杀，连未曾预谋的宰相王涯、贾、 舒元舆等人也遭族灭，死难者一千多人。使京城“互相攻劫，尘埃蔽天”(《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斩四方馆，血流成渠”(《新唐书·李训传》)。朝野上下笼罩在一片极端恐怖的气氛之中，这是晚唐社会一次规模相当大的政治事变和社会骚乱，史称“甘露之变”。事变后，宦官气焰更为嚣张，他们胁迫天子，无视宰相，独揽朝政，飞扬跋扈。大和九年在血雨腥风和飞雪严寒中黯淡地过去了，第二年，唐文宗便将年号改为“开成”。“甘露之变” 发生后，昭义 (治所在今山西省长治市) 节度使刘从谏三次上表质问王涯等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并且特地派人奉表进京，指陈仇士良等人的罪恶，并声称： “谨修封疆，缮甲兵，为陛下腹心。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至此，“士良沮恐”(《新唐书·仇士良传》)。刘从谏是军事地位优越、实力强大的地方主将。对于他，宦官们自然要收敛些。“甘露之变”这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风暴强烈地震撼着李商隐这位年轻诗人的心，他当时就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激愤的心情写下了五言排律《有感二首》，并严密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他闻知刘从谏的举动，有感于朝廷依然存在的严重局势，又写了这首《重有感》。

刘从谏的行动使诗人想到了当时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握有兵权的其他节度使们，朝廷曾给予他们很大的权力，他们重兵在握，各有实力，同擅权乱政的宦官们比，这些割据一方，拥有“玉帐牙旗”的主帅们，居于有利的“上游”地位。诗所希望和针对的并不仅仅是刘从谏一个人。这首七律诗一开篇就起笔不凡，着力渲染了刘从谏等人的优越地位和强大实力。“玉帐”，为主帅们出征时所居住的营帐。“牙旗”，是将军营前的旌旗。张衡《东京赋》 中说：“戈矛若林，牙旗缤纷。”薛综注：“牙旗者，将军之旌……竿上以象牙饰之。”例如当时刘从谏的昭义节度使管辖泽、潞等州 (今山西南部一带)，邻近京城长安，军事上具有相当便利的形势。如此上游的地位和雄厚的实力，完全具备了平定宦官之乱的主客观条件。而当今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作为有条件的一方主帅就理应与皇帝共忧患，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安危”在这里偏义复词，偏重于“危”，是危难的意思。

应该怎样与皇帝共忧患，完成自己的职责呢？诗人引用了历史上的两个人物的作法来示意这些各据一方的将帅们： 窦融请求出兵的表疏已从关右上奏，陶侃的军队应该进逼石头城了，希望节度使们效法陶侃进军长安，用武力平定朝廷内乱，实现“以死清君侧”的誓言。据《后汉书》 所载：“窦融为东汉初扶风人，归光武帝刘秀后任凉州牧，得知刘秀要讨伐西北军阀隗嚣，即整兵秣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的日期。“关右”，函谷关以西的地区。诗中用此事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晋书》所载：“陶侃为东晋庐江人，任荆州刺史时，苏峻与祖约起兵叛晋，京都建康危急。陶侃与温峤、庾亮等会师石头城下，并被推为讨叛盟主，诛杀苏峻。这里是希望各路节度使们应象陶侃等人一样，进京平乱。诗人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和期待刘从谏等人的行动，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诗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在风云急遽变幻，历史纵横演进中越发显示出了诗人的胆识。

强烈的正义感不仅使诗人对动荡的局势产生忧虑，对颇有实力平乱的节度使持有希望，而且还对擅权乱政的宦官们表现了无比的愤慨。哪会有蛟龙为失水而忧愁的道理？难道就没有刚健的鹰隼高翥秋空吗？“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宦官所制，失去权力和自由。据《新唐书·仇士良传》： “帝曰：‘赧、献 (周赧王、汉献帝) 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因泣下。”堂堂一国君主，确也着实可怜，于国于君，也该有人出来象鹰击长空那样，狠狠打击一下“家奴”们的邪恶势力。“鹰隼与高秋”，是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搏击宦官。“与”同“举”，即飞升的意思。鹰和隼都是雄猛的禽鸟，爪嘴锋利强健，善于搏击长空，捕食鸟兽，古人常以喻武将。《诗经·大雅·大明》： “雄师尚文，时维鹰扬。” 《左传·文公十八年》： “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认为： 皇帝失权，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现在却既成事实，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终究长久不了。其中既有强烈的难以容忍的义愤，也有对皇帝重新取得权力的坚强信念，这是“岂有”的基本含义。“更无”句则以反激之意，对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表达了深切的忧愤和极度的失望，对那些困难当头而只顾自己，坐观成败的各方军事集团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清代纪昀曾说这两句诗是：“岂有、更无开合相应。上句言无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李义山诗集辑评》引) 还是很中肯的。

尾联二句诗描写了京城大乱后的悲惨恐怖气氛，表达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由于宦官的乱政和屠杀，使得长安城中人间鬼域、白天黑夜充满一片哭号之声。正如诗人在事变之后写的 《曲江》中所描写的那样：“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一片满目荒凉之景。“幽显”，指阴间和阳世。什么时候才能消除宦官专权的现象，收复被他们盘距的宫阙，大家拭泪欢笑，化悲为喜呢？“早晚”即 “多早晚”，什么时候。“星关”，天门，即皇宫。“雪涕”，揩干眼泪。

《重有感》 这首律诗，在有限的篇幅里，蕴含了极其深广的社会意义，表现了对现实的极其强烈的忧愤。全诗贯穿着迫切盼望平乱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的矛盾，既表现了对宦官势力猖獗于朝廷、乱杀无辜的憎恨，也流露了对坐视朝廷危机不加救援的方镇的强烈不满，还蕴含着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注。它所透露出的悲愤填膺的激越之声，勇敢地表达了人们痛恨宦官专权，希望朝廷振作起来的普遍情绪。而绝不是单单为刘从谏上疏之事而发。

李商隐是唐代继杜甫之后密切关注国家命运并以律诗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最突出的一个作家。诚如清人吴乔所说：“义山初时亦学少陵，如《有感》五言二长韵可见矣。到后来力能自立，乃别走《楚辞》一路，如《有感》七律，亦为甘露之变而作，而体格迥殊也。”(《答万季野诗问》)他曾这样表示过自己对于国家的关切：“自叹离通籍，未尝忘叫阍。”(《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 “甘露之变”后，朝廷上下慑于宦官的淫威，很少有人申张正义，诗坛对此事也比较寂寞，就连比较正直的素有名望的白居易，这时也收敛起锋利的诗笔远居洛阳，只有暗中悲叹老友“白首同归”，而庆幸于自己的“青山独往”。(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在这种十分险恶的环境里，极端恐怖的气氛中，年仅二十四岁，并且尚未及第、功名未就的李商隐，竟能写出 《重有感》这样敢于触犯文网、干预时政的诗篇，足见诗人的铮铮风骨。因此，后世论及“甘露之变” 便不能不想起这首诗。

《重有感》 在艺术风格上沉郁顿挫，用典严密精切。尤其是在锤炼虚词方面，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如第二句的“须”字，既婉转中允，又强调了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极见用意。颔联的“已”和“宜” 两个虚字前后衔接呼应，十分切合刘从谏上表后各方镇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隐含着对那些地方主帅们的积极鼓励、敦促和轻微的责备之意。颈联中的“岂有”和“更无”形成了一个因果关系句，原因在后，结果在前，感叹朝廷无“鹰隼”，致使皇帝受制家奴，无疑增强了诗中义愤和失望的感情。运用这些灵活多变的虚词开合相应，造成各种关系复句，就使诗顿挫流转，耐人寻味。前人盛称李商隐近体律诗“包蕴密致，演绎平畅。”(葛立方 《韵语阳秋》)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