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十四年的“读经”》原文与赏析
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而且这样的脚色,也不消和他们讨论。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像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 (他是状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锟,古可是要复到像清 (即所谓“本朝”),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阔人决不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牖下,老死田间了。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时候么?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是 “谬以千里” 了!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所以他们都比不识字的节妇,烈女,华工聪明;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何也?曰:“学而优则仕”故也。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
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侯了。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但幸而现在英国和日本的力量还不弱,所以,主张亲俄者,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侯,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
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俨乎其然”的主张,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 “读经”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
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一面,则原是养卫人体的游走细胞 (Wanderzelle) 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蚕食各组织,使组织耗损,易就于灭亡。俄国有名的医学者梅契尼珂夫 (EliasMetschnikov) 特地给他别立了一个名目: 大嚼细胞(Fresserzelle)。据说,必须扑灭了这些,人体才免于老衰;要扑灭这些,则须每日服用一种酸性剂。他自己就实行着。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 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不提防临末又提到了一个俄国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卢布了罢。我现在郑重声明:我没有收过一张纸卢布。因为俄国还未赤化之前,他已经死掉了,是生了别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实验的药的有效与否这问题无干。
十一月十八日。
【析】 鲁迅一生,曾三次参加批判尊孔读经的大战役。《狂人日记》、《十四年的“读经”》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他在这些战役中的代表作。
《十四年的“读经”》针对的是1925年的文化思想逆流。鲁迅从新的高度、新的视角来剖析问题。
首先,作者把主张读经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提倡者,即阔人、“聪明人”。他们似乎正而八经地提倡尊孔读经,但本意却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另一类则是“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的“胡涂透顶的笨牛”,是阔人的盲从者。他们虽然嚷嚷什么“读经”,只是人云亦云,自己并没有定见。这嚷嚷就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鲁迅通过对这两类人的心态、境遇等的比较,把他们严格地区分开来,这就使“聪明人”成为少数中的少数,从而帮助人们认准目标,集中注意力。
其次,鲁迅指出,当时的抗议者没能击中要害;而只有认识上的 “准”,才能达到打击的 “狠”。
从“五四”运动以来,文化思想界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批判尊孔读经已成为时代的滚滚洪流。但是,人们的认识参差不齐。不少人只是就事论事,例如说“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随着斗争的发展,这类批判就越来越显得迂阔了。这因为提倡者明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提倡读经,并非他们的本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 罢了!
鲁迅曾说: 写论辩文,不要“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而要抓牢问题的核心,“正对 ‘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①。章士钊等人的主张,其要害就是既迎合了高层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又满足自己 “目下的实利”。文章指出,他们之所以 “阔”,就因为善于献媚、弄权,而这些手段,乃是从《论语》上“瞰亡往拜”等学来的。鲁迅一贯注意透过某些人“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种种表现,洞察 他们阴面的隐藏极深的用心和五花八门的战法”②,并且说自己的这一认识,“也是从 ‘读经’ 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他如同 《野草·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不相信敌人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的誓言,那怕他们用护心镜作证。战士成竹在胸地举起投枪,“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十四年的“读经”》的回马枪刺得十分准而狠!反映出作为思想家、战略家的鲁迅的战斗风采!
最后,把对“读经”问题的批判,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谈及众多的愚民挖雷峰塔的砖,从而导至了塔的倾倒。别有用心的提倡读经的人远及不明事理的愚民可恶,他们在戕害着中国的生机。因此,鲁迅反对强盗式和奴才式的破坏,主张为改革而扫除旧物。他说对统治者提倡读经,不必学究式地和他们“评道理,谈利害”,而应该采用激烈的手段,像对待大嚼细胞一样,服用酸性剂甚至强酸剂③。鲁迅曾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④。这火与剑,就是使国家、民族得救的强酸剂。在1923年,鲁迅认为“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⑤。写《十四年的“读经”》时,他已经否定了和平手段,思想认识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该文末段提及卢布说,对那些诬蔑革命者收受卢布的谬论掷以投枪。出其不意,攻其无备,随时注意给敌人以杀伤。文章的笔锋尖锐、泼辣,同时洞幽烛隐,把对手隐藏很深的用心揭露无遗并加以无情的抨击——这每每被人贬之为刻毒!其实,这正是战斗作者的远见卓识和铮铮铁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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