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论“第三种人”》原文与赏析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 “资产阶级的走狗”。
代表了这一种 “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 “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确是一种苦境。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但不要 “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 “现在”的。
总括起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 “搁笔” 了!
“怎么办呢”?
十月十日。
【析】 《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述及: “左联” 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是三十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论争,这场论争批驳了资产阶级文艺观,对马列主义文艺观的传播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当斗争进入高潮时,鲁迅也起而参战。他把笔锋主要指向苏汶,有力地声援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本文斗争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辩证法,给予论敌以致命的批判。
全文大致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段(一至二自然段)鲁迅一开头就揭穿胡秋原的画皮,指出他们挂着“左翼”招牌,而其理论的实质,却是“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 ‘共匪’ 说”。简介了论争的社会背景,有力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同时刺击“自由人”胡秋原,从而引出 “第三种人”苏汶“苦痛的豫感”,引出他们一群对左翼文坛的攻击。本文是针对“第三种人”而作,必须引述苏汶的三个攻击左翼文坛的论点。
第二段 (三至十一自然段) 鲁迅揭露“第三种人”妄图破坏左联与广大作家关系的阴谋,指出左翼作家并未动不动便指别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 ‘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严正地表明左翼阵线要扩大的思想。文中鲁迅深刻地阐明文艺与阶级、作家与政治的关系,有力地驳斥超阶级的谬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这段驳论,从根本上揭穿了“创作自由”论的欺骗性。同时,指出在左翼作家之中,不但 “有 ‘左而不作’ 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 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这样清醒地分析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提出了必须坚持文艺战线的对敌斗争中不断清理,整顿、扩大左翼文艺队伍的战斗任务。
第三段(十二至十五自然段)鲁迅在结束行文前,引用 “第三种人”的话,证实了他们走投无路的丑态,“怎么办呢?” 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
这是一篇论辩性的杂文,从结构上看,第一段开门见山,提出敌论; 第二段针锋相对,批驳敌论; 第三段总括全文,讽刺论敌。这便是“正对 ‘论敌’ 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两地书 ·北京 ·十》)。为了论辩中发挥驳论的作用,首先摆出敌论,才能揭示背景,引出原话,以便抓住要害,准备批驳。怎么批驳呢?要选好 “突破口”,如用了三个 “心造的幻影”,揭露“第三种人”理论与实际脱离,宣言与行动分开,从而批驳了 “超阶级”的 “文艺自由论”,剖开了 “第三种人”的伪装。又如“第三种人”把他们“搁笔”归咎于左翼 “严酷的批评”,鲁迅严正指明,左联不但没有“压迫”人家的自由,而且恰巧相反,自己的自由被剥夺,实际上在当时已成受压迫最深、最不自由的文学团体。这既可看出“左而不作”究竟是怎么回事,还能将他们向受压迫和受摧残的左翼文坛要求而不向反动当局要求“创作自由”的本质,揭之示众。那么,“第三种人”搁笔的真正原因何在呢?鲁迅十分精辟地分析和深刻地批判:“其实,这 ‘第三种人’ 的 ‘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的原因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 ‘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这样下笔较巧,从批驳敌论入手,“突破” 了 “第三种人”的观点的要害处和实质处,有利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利于彻底驳倒敌论,有利于使文章深入展开,有利于加强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魅力。这样先驳论据,论据已驳倒,论证便难以存在,论点自然难以成立了。全文扣住“搁笔”展开批驳,“历举对手之语”一击而中要害。本文结尾连续引用“第三种人”的话,是是非非,运用反语,揭示其心态矛盾百出,正是他们作恶必败的趋势。开头引用敌论,架起批驳的靶子,而结尾再引敌论收煞,杂文技法上亦称“首尾呼应”,收尾引用“对手之语”,进行有力地讽刺,达到“自我暴露”的艺术效果。这比作者下个结论,更为自然,有力,充盈幽默风趣,说服力尤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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