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谈“激烈”》原文与赏析

鲁迅杂文《谈“激烈”》原文与赏析

带了书籍杂志过“香江”，有被视为“危险文字”而尝“铁窗斧钺风味”之险，我在《略谈香港》里已经说过了。但因为不知道怎样的是“危险文字”，所以时常耿耿于心。为什么呢?倒也并非如上海保安会所言，怕“中国元气太损”，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许要经过香港，须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里以为平常的，那边就算过激，滚油煎指头。今天正是正当的，明天就变犯罪，藤条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从乡间来，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为现在是时行这样的制度了罢。至于我呢，前年已经四十五岁了，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无须这么宝贵生命，思患豫防。但这是别人的意见，若夫我自己，还是不愿意吃苦的。敢乞“新时代的青年”们鉴原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环日报》上遇到一点参考资料了。事情是一个广州执信学校的学生，路过(!)香港，“在尖沙嘴码头，被一五七号华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杠(谨案：箱也)之内，搜获激烈文字书籍七本。计开： 执信学校印行之《宣传大纲》六本，又《侵夺中国史》一本。此种激烈文字，业经华民署翻译员择译完竣，昨日午乃解由连司提讯，控以怀有激烈文字书籍之罪。……”抄报太麻烦，说个大略罢，是：“择译”时期，押银五百元出外;后来因为被告供称书系朋友托带，所以“姑判从轻罚银二十五元，书籍没收焚毁” 云。

执信学校是广州的平正的学校，既是“清党”之后，则《宣传大纲》不外三民主义可知，但一到“尖沙嘴”，可就“激烈” 了;可怕。惟独对于友邦，竟敢用 “侵夺”字样，则确也未免“激烈”一点，因为忘了他们正在替我们“保存国粹”之恩故也。但“侵夺”上也许还有字，记者不敢写出来。

我曾经提起过几回元朝，今夜思之，还不很确。元朝之于中文书籍，未尝如此留心。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范。他不但兴过几回 “文字狱”，大杀叛徒，且于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细心加以删改。同胞之热心“复古”及友邦之赞助“复古”者，似当奉为师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书，我曾经举出过《茅亭客话》。但这书在《琳琅秘室丛书》里，现在时价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阔人，那能得之哉?近来却另有一部了，是商务印书馆印的《鸡肋编》，宋庄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们可以看见清朝的文澜阁本和元钞本有如何不同。今摘数条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栝蒌涂面，……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今使中国妇女，尽污于殊俗，汉唐和亲之计，盖未为屈也。”(清人将“今使中国”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异于南方如此” 七字。)

“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 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僊源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今其遗址，不复可见。而先圣旧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叹也夫。”)

抄书也太麻烦，还是不抄下去了。但我们看第二条，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会所切望的“循规蹈距”之道。即： 原文带些愤激，是“激烈”，改本不过“可叹也夫”，是“循规蹈距”的。何以故呢?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叹也夫”则瘟头瘟脑，即使全国一同叹气，其结果也不过是叹气，于“治安”毫无妨碍的。

但我还要给青年们一个警告： 勿以为我们以后只做“可叹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还未研究好，单看清朝的老例，则准其叹气，乃是对于古人的优待，不适用于今人的。因为奴才都叹气，虽无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必须要如罗素所称赞的杭州的轿夫一样，常是笑嘻嘻。

但我还要给自己解释几句：我虽然对于“笑嘻嘻”仿佛有点微词，但我并非意在鼓吹“阶级斗争”，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一篇，杭州轿夫是不会看见的。况且“讨赤”诸君子，都不肯笑嘻嘻的去抬轿，足见以抬轿为苦境，也不独“乱党”为然。而况我的议论，其实也不过“可叹也夫”乎哉!

现在的书籍往往“激烈”，古人的书籍也不免有违碍之处。那么，为中国“保存国粹”者，怎么办呢?我还不大明白。仅知道澳门是正在“征诗”，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经“江霞公太史(孔殷)评阅”，取录二百名。第一名的诗是：

南中多乐日高会○○○良时厚意愿得常○○○

陵松万章发文彩○○○百年贵寿齐辉光○○○

这是从香港报上照抄下来的，一连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这诗大约还有一种“格”，如“嵌字格”之类，但我是外行，只好不谈。所给我益处的，是我居然从此悟出了将来的“国粹”，当以诗词骈文为正宗。史学等等，恐怕未必发达。即要研究，也必先由老师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独诗词骈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骈文入神的饶汉祥一死，日本人也不禁为之慨叹，而 “狂徒” 又须挨骂了。

日本人拜服骈文于北京，“金制军”“整理国故”于香港，其爱护中国，恐其沦亡，可谓至矣。然而裁厘加税，大家都不赞成者何哉?盖厘金乃国粹，而关税非国粹也。“可叹也夫”!

今是中秋，璧月澄澈，叹气既完，还不想睡。重吟“征诗”，莫名其妙，稿有余纸，因录“江霞公太史”评语，俾读者咸知好处，但圈点是我僭加的——

“以谢启为题，寥寥二十八字。既用古诗十九首中字，复嵌全限内字。首二句是赋，三句是兴，末句是兴而比。步骤井然，举重若轻，绝不吃力。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洵属巧中生巧，难上加难。至其胎息之高古，意义之纯粹，格调之老苍，非寝馈汉魏古诗有年，未易臻斯境界。”

九月十一日，广州。

【析】 1927年2月间，鲁迅曾应邀到香港讲演了三天。当时，与广州仅一水之隔的殖民地香港，风声鹤唳，怪事百出。但面对着大革命风暴翻卷的策源地，这些现象都不应该奇怪。鲁迅也因此没有下笔讥刺。然而没隔多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逆风卷起，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鲁迅悲愤之余，发现国民党反动派原来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过是一路货色，几个月前香港之行的见闻与近日来报纸上所载的怪现象相续浮现眼前。他挥笔写下好几篇此类题材的文章，《谈“激烈”》正是其中一篇。

文章以解释“激烈”二字为线索，层层引向深入。先说内地十分平常的事，到香港动辄即被视为“过激”。这在大革命时代并不奇怪，可是到了写这篇文章的九月，大陆上国民党“清党”已经很久，一位广州学生路过香港时所带的几本学校印行的《宣传大纲》，仍然被看作“激烈”文字!可知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防范之严。文章至此扯开了去，列举两条典型文字史料，说元朝统治者已对宋史作过删改，清朝统治者仍不满意，再加改削，非到一点“激烈”之味都闻不到才罢休。可知凡统治阶级，都喜欢顺民奴隶，古今中外，概莫能免。

本来，清朝统治者将“激烈”的调子删为“可叹”，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的“激烈”，全部变为 “瘟头瘟脑”的叹气，已经“于 ‘治安’ 毫无妨碍”——对统治者不足以构成威胁，已是相当老奸巨猾的统治手段了。可是今天的统治阶级仍不舒服，要怎样才成呢?“必须要如罗素所称赞的杭州轿夫一样，常是笑嘻嘻。”至于 “笑嘻嘻”的文章也有标本，那就是“保存国粹”的“澳门征诗”：一往技巧上钻(什么“首二句是赋，三句是兴，末句是兴而比”)，二是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什么“南中多乐日高会”之类)。这样，统治者们才会首肯放心。

不许“过激”——最多允许“叹气”——只能“笑嘻嘻”——最好是“整理国故”，这就是一条中国统治阶级对“过激”的钦定看法的发展轨迹。他们也就是按这些看法来限制、压迫、麻痹中国人民，力图使中国人民变成奴隶加奴才的两脚动物的。《谈“激烈”》正是通过这样对“激烈”含义的层层解剖，揭出了历代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恶毒用心和卑鄙手段。明看起来，文章的锋芒是指向香港的殖民统治者，实际上也暗刺当时新上台的国民党新军阀。“今年(1927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我还要给青年们一个警告：勿以为我们以后只做 ‘可叹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等句子，都在影射着四·一二后的中国大地白色恐怖笼罩，国民党新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与提倡“保存国粹”的封建主义者都是一丘之貉。

《谈“激烈”》层层推进，文笔摇曳，从半年前的香港之行谈起，似乎谈“风俗”，却谈政治;从本年前的“激烈”谈到当时的“激烈”，又扯到宋、元、清朝历史上的“激烈”，最后还大谈澳门的“征诗”。弯来弯去，都围绕着要揭穿统治阶级的鬼蜮伎俩的目的。 明白了这点，就会感到作者行文的多姿多采。

这篇杂文将“刨坏种们的祖坟”和挖其“新碑”、也就是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视界十分开阔。元朝删宋朝的书，清朝又删元朝的史，不许下民“过激”，可知统治阶级一脉相承。而新的统治者更加“高明”，除了用警察、连司等国家机器压迫“过激”之外，又用“整理国故”的 “征诗”之类手法将 “过激”化为 “吉祥”的歌颂。反动统治阶级一代比一代凶残狡猾，被统治的老百姓应该从中得到些什么启发呢?《谈“激烈”》虽然没有直接写出，其答案已尽在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