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美国《新群众》作》原文与赏析

鲁迅杂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美国《新群众》作》原文与赏析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这一点，已经由两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得十分明白。

前年，最初绍介蒲力汗诺夫(Plekhanov)和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的文艺理论进到中国的时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 (Mr. Prof. Irving Babbitt) 的门徒，感觉锐敏的“学者”愤慨，他以为文艺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无产者倘要创作或鉴赏文艺，先应该辛苦地积钱，爬上资产阶级去，而不应该大家浑身褴楼，到这花园中来吵嚷。并且造出谣言，说在中国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人，是得了苏俄的卢布。这方法也并非毫无效力，许多上海的新闻记者就时时捏造新闻，有时还登出卢布的数目。但明白的读者们并不相信它，因为比起这种纸上的新闻来，他们却更切实地在事实上看见只有从帝国主义国家运到杀戮无产者的枪炮。

统治阶级的官僚，感觉比学者慢一点，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压了。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绥拉菲摩维支(A. Serafimovitch)，伊凡诺夫(V. Ivanov) 和奥格涅夫 (N. Ognev) 不必说了，连契诃夫(A.Chekhov)和安特来夫(L. Andreev)的有些小说，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Mr. Cat和Miss Rose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因为至尔妙伦(H. Zur Muhlen)所作的童话的译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称赞春天。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的尊严了。

单是禁止，还不是根本的办法，于是今年有五个左翼作家失了踪，经家族去探听，知道是在警备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见，半月以后，再去问时，却道已经“解放”——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称——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报章上，绝无记载。接着是封闭曾出新书或代售新书的书店，多的时候，一天五家，——但现在又陆续开张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惟看书店的广告，知道是在竭力印些英汉对照，如斯蒂文生(Robert Stevenson)，槐尔特(Oscar wilde)等人的文章。

然而统治阶级对于文艺，也并非没有积极的建设。一方面，他们将几个书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员赶开，暗暗换上肯听嗾使的自己的一伙。但这立刻失败了。因为里面满是走狗，这书店便像一座威严的衙门，而中国的衙门，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讨厌的东西，自然就没有人去。喜欢去跑跑的还是几只闲逛的走狗。这样子，又怎能使门市热闹呢?但是，还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杂志，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为止，已将十种。然而这也失败了。最有妨碍的是这些“文艺”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员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他们的善于 “解放” 的名誉，都比 “创作”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 (Henry Ford) 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

官僚的书店没有人来，刊物没有人看，救济的方法，是去强迫早经有名，而并不分明左倾的作者来做文章，帮助他们的刊物的流布。那结果，是只有一两个胡涂的中计，多数却至今未曾动笔，有一个竟吓得躲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他们里面的最宝贵的文艺家，是当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未受迫害，为革命的青年所拥护的时候，自称左翼，而现在爬到他们的刀下，转头来害左翼作家的几个人。为什么被他们所宝贵的呢?因为他曾经是左翼，所以他们的有几种刊物，那面子还有一部分是通红的，但将其中的农工的图，换上了毕亚兹莱 (AubreyBeardsley) 的个个好像病人的图画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读者们，凡是一向爱读旧式的强盗小说的和新式的肉欲小说的，倒并不觉得不便。然而较进步的青年，就觉得无书可读，他们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话很多，内容极少——这样的才不至于被禁止——的书，姑且安慰饥渴，因为他们知道，与其去买官办的催吐的毒剂，还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于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却无论如何，仍在非常热烈地要求，拥护，发展左翼文艺。

所以，除官办及其走狗办的刊物之外，别的书店的期刊，还是不能不设种种方法，加入几篇比较的急进的作品去，他们也知道专卖空杯，这生意决难久长。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

这样子，左翼文艺仍在滋长。但自然是好像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压迫，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象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艺家”喜欢。他们以为受教育能到会写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者应该抱住自己的小资产，现在却反而倾向无产者，那一定是“虚伪”。惟有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倒是出于 “真”心的。“真”比“伪”好，所以他们的对于左翼作家的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便是更好的文艺。

但是，这用刀的“更好的文艺”，却在事实上，证明了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在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Passion)，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析】 1930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十分残酷。他们查禁书报，封闭书店，残酷杀害革命作家，妄图以疯狂的“杀戮法”来铲除左翼文学;另一方面，又指使御用文人编杂志，写文章，开书店，企求以此装点门面，并抵制和对抗左翼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在这“任意拘捕，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的险恶环境中，鲁迅先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写下一系列文章悼念死难烈士，抨击黑暗现实，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残暴行径。1931年4、5月间，他又应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进步杂志《新群众》写了这篇文章，进一步向全世界揭发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暴行。

在文章中，鲁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文艺界的现状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分析，以犀利的笔触，揭露和鞭鞑国民党当局文化专制的黑暗和罪恶;也从历史的高度，热情而又冷静地探讨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今后的发展和任务，预见其具有着光明的未来。

鲁迅明确指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片言居要，统领全文，充分肯定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成绩和贡献，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然后进一步以极为轻蔑的语气说：“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 ‘为艺术而艺术’以至 ‘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紧接着，列举出一系列确凿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加以证明：由前年诬陷革命作家领卢布，到去年禁书刊，再到今年“解放”即枪杀左联五烈士，反革命文化围剿日益加紧，事实俱在，无可抵赖，胜过任何雄辩。这是对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及帮闲文人的诬蔑的揭露。然后又从另一角度，来揭露出国民党当局提倡的文艺运动的徒劳无功。指出：“然而统治阶级对于文艺，也并非没有积极的建设。”承上一转，从一个方面过渡到另一方面，着重揭露国民党当局网罗叛徒、走狗，唆使流氓、特务炮制低劣文艺，企图借此装点门面，欺骗人民的行径的徒劳。“官僚的书店没有人来，刊物没有人看。”较进步的青年宁愿看空话很多、内容极少的书，而不去买官办的催吐的毒剂;革命的青年“非常热烈地要求，拥护，发展左翼文艺”。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失败史，也就是中国革命文艺在反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发展的历史。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分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将来”属于左翼文艺。“但自然是好像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呼应开篇提出的论断，并加以突出和强调。鲁迅的杂文同一切社会论文一样，少不了 “摆事实讲道理”，但他不是简单地“观点加材料”，机械地先叙后议，事和理彼此渗透，常常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深得“寓理于事”，“理在事中” 的真义。

鲁迅描述事实不是就事论事，而独能因事见人，且见人见其心性。文中，勾勒了湖南军阀何键、上海市政府委员朱应鹏、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范争波、“翻着筋斗”的“革命文学者”叶灵凤以及其他附翼于反动当局的资产阶级文人的脸谱。“将军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尊严”，这种论调既荒唐可笑，而作为一个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军阀何键理直气壮，自以为是地提出来，实际上只能进一步暴露出既无知粗鄙，又狂妄骄横的丑态。也暴露了他们的色厉内荏，对纯洁的童话也视为洪水猛兽。而“民族文学”的提倡者朱应鹏、范争波等人，“他们的善于‘解放’的名誉，都比 ‘创作’ 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 ‘杀戮法’ 或 ‘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想画画，吟诗。”不干本行干外行，刽子手操画笔，并非放下屠刀愿成佛，实乃别有所图，朱应鹏等人的文化特务真面目昭然若揭。

这篇文章在鲁迅的杂文中是别具一格的。首先，文章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阶级立场和分明的是非，热烈的爱憎。对“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及其主子无情的愤怒的揭露，对于那些“帮闲文人” 的行径和由 “政府委员”“侦缉队长” 所鼓吹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则报以尖锐的嘲笑和轻蔑的鄙弃;而对于左翼文艺，作者则以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字热忱地加以肯定，热烈地给以歌颂，盛赞正和“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 的左翼作家和左翼文艺运动是“荒野中的萌芽”，肯定“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的支持，‘将来’ 正属于这一面”，“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这里，既揭示当时文艺界因压迫和杀戮而呈现的萧条景象，更展示出左翼作家不屈不挠的抗争意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左翼文艺的蓬勃生机。

很明显，文章中无论是对于国民党暴行的揭露还是对于左翼文艺的歌颂，作者都是直接表达出来的。这与在这之前和之后的在国内公开发表的文章的风格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直接表达、直抒胸臆的热烈的风格的形成，既因文章在国外发表，顾忌较少，更重要的，还在于鲁迅是为一种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当局暴行的责任感所驱使。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愿去考虑自身的安危，而在友人指明这种利害之后，仍坚持说出他认为必须说的话，这既表现了鲁迅坚定的革命立场，也使作品产生了热烈、鲜明的特点。

对比是文章最主要的表现手法。文章总的情感基调是由两种对立的情感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对国民党当局暴行的愤怒揭发，对其御用文学的轻蔑鄙弃，与对左翼文艺的热烈、坚定的歌颂，情感色彩形成鲜明对比，在对比中又强化了作品的感情冲击力量。对比在文中的运用当然绝不仅此。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艺和御用文艺的态度是一种对比，两种文艺受到读者的待遇，也是对比。大量对比手法的运用，使文章思想内容表现得更为充分，更有说服力。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美国的刊物上。最直接的读者是美国人。文章的表达效果如何，即直接取决于美国读者的理解程度。因此，注意使美国读者理解接受，实际上已不仅仅是一个技巧问题，而是一个怎样才能更为深刻有力地揭露国民党当局暴行，让全世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认清国民党当局的真面目的政治问题。对此，鲁迅的思虑也是细密的。如在揭露朱应鹏、范争波等发动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时，说：“他们的善于 ‘解放’ 的名誉，都比 ‘创作’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 ‘杀戮法’ 或 ‘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然后加以类比，“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 (Henry Ford) 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福特先生为美国读者所熟悉，以此与朱应鹏、范争波等类比，就使美国读者易于接受和理解了，从而也就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