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谈皇帝》原文与赏析

鲁迅杂文《谈皇帝》原文与赏析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是一个照例做皇帝，许多个照例做平民;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往昔的我家，曾有一个老仆妇，告诉过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对付皇帝的方法。她说——

“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 ——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波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波菜，另外起一个名字，叫作 ‘红嘴绿鹦哥’。”

在我的故乡，是通年有波菜的，根很红，正如鹦哥的嘴一样。

这样的连愚妇人看来，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并不，她以为要有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至于用处，仿佛在靠他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所以随便杀人，正是非备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须侍奉呢?可又觉得有些危险了，因此只好又将他练成傻子，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

其实利用了他的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和我那老仆妇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过一则又要他弱，一则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 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

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

这样，就决定了： 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

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闹起来了。你对他说“天”么，他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岂但不仰体上天之意而已，还逆天，背天，“射天”，简直将国家闹完，使靠天吃饭的圣贤君子们，哭不得，也笑不得。

于是乎他们只好去著书立说，将他骂一通，豫计百年之后，即身殁之后，大行于时，自以为这就了不得，

但那些书上，至多就止记着“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

二月十七日。

【析】 通常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总是至高无上的。君权的神圣地位容不得任何人怀疑。皇帝为了维护其神圣地位，又总是采用一整套的“愚民政策”，使万民顺从他个人的意志。但是，在实际的现实社会当中，皇帝是否就能够绝对的随心所欲呢?翻开史书那厚厚的记载，不难发现，皇帝有“愚民政策”，百姓也有“愚君政策”。皇帝也并非能够绝对的随心所欲。有时皇帝也常常被大臣、儒士及百姓们所愚弄而成为 “玩意儿”。因此，就思想本质而言，“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这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正是鲁迅在《谈皇帝》 一文中所着意论述出来的。

《谈皇帝》一文不在于去描绘皇帝如何如何去采用“愚民政策”的方式、过程，而主要是通过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来谈论这种“愚民政策”实际作用的正负两面效应，即皇帝要维护其君权的神圣地位，便采用“愚民政策”，但却又产生了 “愚君政策”的对立面; 同时“愚君政策”本来是用于对付皇帝的“愚民政策”，但却又成为百姓的一种精神寄托和儒士们的权术。于是，一幅相互交错、错综复杂的社会心理图象，就被鲁迅微妙微肖地刻划出来了。在这幅图象当中，人们可以看到皇帝是如何的昏庸，并由此联想到整个社会又是如何的暗无天日;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看到百姓是如何的机智与愚昧，儒士是如何的狡诈与无奈。在文章当中，鲁迅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充分地论述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像在列举老仆妇讲述的故事之后，鲁迅写道：“这样的连愚妇人看来，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并不，她以为要有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至于用处，仿佛在靠他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在这里，愚妇人的心理状态就完整地显现出来了： 既不相信所谓的天子，又要倚靠他来镇压异己。由此，多么复杂的心态，就是这样延续着，一直缠绕着中国人的魂灵。如果说老仆妇的这种心态主要反映下层平民百姓的心态，呈现出机智与愚昧的混合特征，那么，儒士们要皇帝“一则又要他弱，一则又要他愚。……因为要 ‘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 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的心态，则主要表现了上层贵族的心态，呈现出狡诈与无奈的混合特征。因此，鲁迅通过这种心理的剖析与刻划，一方面展现出皇帝“愚民政策”实际效用的无能，另一方面也展现出所谓 “愚君政策” 实际效用的圆滑。

在杂文的写作当中，运用心理剖析和刻划的艺术手段来充分地展现国人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这也是鲁迅改造国民性宏大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曾明确表示过，希望“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①所以，《谈皇帝》一文，借谈论皇帝所谓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空虚本质，也就通过艺术的形式，对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文明，作了猛烈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