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女人未必多说谎》原文与赏析
侍桁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今年是“妇女国货年”,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析】 妇女问题,是鲁迅毕生十分关注并执着探求解决的社会诸问题之一。鲁迅先生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地位非常同情,并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更深远意义的思考,认为妇女解放的程度,终究是衡量社会解放的一个尺度。
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压迫妇女的残酷制度,亦造成了人们对于妇女的种种歧视偏见。制度保护了偏见,偏见维护了制度,致使妇女陷于极其卑弱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历史已经进入20世纪30年代,但是对妇女的偏见却有增无减,只不过是变换手法,花样翻新而已!
鲁迅有感于此,所以写了这篇文章,指出偏见是怎样的使中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当众出丑的。
偏见,是偏于一方面的意见,亦即成见。基于此,必须以全面的、周详的道理,确凿的、科学的事实,才能指出偏见的错误,使人们看清楚偏见是怎样的既害己又害人,而必须加以克服与纠正了。
侍桁先生即韩侍桁先生。在30年代文坛上,他是自诩为唯物主义的批评家。叔本华先生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奥国的青年学者”即奥地利的华宁该尔。他们三位国籍不同,但都是学者、专家,都是极端卑视妇女(或仇视妇女)的偏见家,都是有文章、著作传世的。以他们的渊博学识,过人的智慧,似不应为历史偏见所左右、所蒙骗,不应得出“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 的结论。然而他们往往不正视大量的客观事实,得出所谓“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荒谬结论。
如果说以上是通过中国的和外国的学者、专家的言行,戮穿了 “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谎言,那么下面则从历史和现实的比照中,说明女人没有说话的权利和申辩的自由,只有背着一切罪名的义务。虽然,男人们可以对女人凌辱了再凌辱,但是历史却停滞着,这不是尤可悲哀的事吗?!
历史书上曾编造出这样的谎言,夏朝、殷朝衰亡的原因是女色祸国,唐朝的中兴是因为唐玄宗能诛戮贵妃。一言以蔽之,女人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这是历史家的偏见。从现实来看,1933年12月由四团体邀各界开会,决定1934年为 “妇女国货年”。振兴国货,从妇女开始,仿佛妇女地位得到了提高。然而事实是国货绝不会有起色的 (3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侵入,民族工业的凋弊,农村经济的破产等)。这里又预设了一个罪名,等着妇女们去承受,而男子们则可以慷慨陈词,再一次地指责女子们的误国误民了。
文章最后一段,仿佛与标题关系不大,实际上,它是本文主题的概括与升华。通过所引古代的诗歌,揭示了历史家的偏见是如何的荒谬绝伦,也指出了当时(即1934年) 的统治者是多么的聪明、狡猾。他们都在变着法儿,想着招儿让女人替自己伏罪。然而“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反嘲,毕竟道出了无法更改的真实。“竖降旗”者,“君王”也,并非女子! 鲁迅先生奉劝中国的、外国的学者、专家们,统治者们,再不要把一切本来是自己一手制造的谎言与罪名,强加在已经够卑够弱的女子们身上,而多来点反躬自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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