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曹聚仁》原文与赏析

鲁迅书信《致曹聚仁》原文与赏析

聚仁先生：

十一日信，十三才收到。昨天我没有去，虽然并非“兄弟素不吃饭”，但实在有些怕宴会。办小刊物，我的意见是不要帖大广告，却不妨卖好货色;编辑要独裁，“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是中国人的老毛病，而这回却有了两种上述的病根，书坊老板代编辑打算盘，道不同，必无是处，将来大约不容易办。但是，我说过做文章，文章当然是做的。

关于大众语问题，我因为素无研究，对个人不妨发表私见，公开则有一点踌躇，因为不预备公开的，所以信笔乱写，没有顾到各方面，容易引出岔子。我这人又是容易引出岔子的人，后来有一些人会由些[此]改骂鲁迅而忘记了大众语。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但如 先生一定要发表，那么，两封都发表也可以，但有一句“狗才”云云，我忘了原文了，请代改为“客观上替敌人缴械”的意思，以免无谓的纠葛。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 《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拚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至于陶徐，那是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但也更无法可想了。

专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八月十三日

【析】 这封致曹聚仁的信，着重谈到三个问题。一、如何办刊物。鲁迅深知办刊物不易，办好一个刊物更难，所以特别强调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办小刊物，我的意见是不要帖大广告，却不妨卖好货色;编辑要独裁。”这就是说，先不要自吹自擂，而应该扎扎实实地办事情，作各种努力联络和吸引作者，争取出好作品。此为办好刊物的第一要着。同时，编辑要有眼力，有主见，会识货;并坚持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不要让别人随便干预，不轻易改变自己的正确主张。他所谓的“独裁”，大概包括如上含义，信中不过是正话反说而已，意思是说，没有一点主见，就不可能把刊物办出特色来，而没有特色的刊物必然没有生命力，因而也很难存活。这是鲁迅的经验之谈，是办好一个刊物的基本要求，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今天仍值得编辑工作者学习。

二、关于大众语问题。鲁迅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致曹聚仁的信和《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中，对大众语的提倡、实行方法及其利弊等，谈了许多具体意见。这里由此生出一点议论：耽心因此引来某些人找岔子或借机攻击，如果要发表，希望把那两封信同时发表，才比较全面，免得带来无谓的纠葛。当时的环境很复杂，鲁迅的处境很艰难，不仅有国民党文化“围剿”的种种迫害，而且有文坛上左右两面射来的暗箭，他不得不提高警惕，认真对待。他十分讨厌那种为讨好当局而乘机攻击的所谓“革命”青年，因为这些人的动机是投官家之所好，非常可鄙。这又一次表明了鲁迅的高度警惕和鲜明爱憎。

三、实事求是地评价林语堂。鲁迅与林语堂是老朋友，对林有较深的了解。林语堂是受过多年美国教育的学者，无论在思想上、创作上以及学术上受西方的影响很深，他们虽然有许多明显分歧，但仍不影响彼此的交往和友谊。他曾写信诚恳地劝林放弃办杂志提倡什么“幽默”“闲适”的小品文，而专心致志去翻译些外国文学名著。这倒并非要鼓吹其参加革命，作拼死斗争，而主要是希望发挥其所长，多为祖国、民族做些实际贡献。鲁迅的话确是朋友的忠告，至诚的良言，其目的在于 “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深知林语堂英语水平很高，又长于文学翻译，如果能在这上面出力，肯定会有较大的贡献。可惜林语堂不听他的劝告，仍然起劲地推销自己的那套小品文主张，因此，鲁迅惋惜地说：“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

鲁迅历来待人以诚，对朋友至为关心，批评意见实事求是，在他与林语堂的关系中便可看到。他的这种优良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好的风范，值得后人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