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临安,
职守京口,
北骑若来,
不降则走。
——清·陈衍《元诗纪事》卷四十五
洪起畏原是南宋京口守将。南宋末年,内忧外患,蒙古贵族带兵南下,企图一举灭宋。当元军入侵之初,这个外强中干的洪起畏在他职守的京口本境贴榜夸口道: “家在临安,职守京口,北骑若来,有死不走”。可是,当“北骑”真正到来时,他并非“有死不走”,而是“举郡以降”,将自己职守的地方拱手交给入侵者。义愤的群众便把洪原话的最后一句作了更改,以对这个贪生怕死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昏官加以讽刺和抨击。
对昏官贪官的憎恶在该民歌中有十分鲜明的表示,它反映了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及对假丑恶的厌恶,体现了大众的道德评价和道德理想。从这首嘲讽苟安偷生的贪官昏官的歌谣中,还不难看出与民歌作者的道德评价和道德理想相应的感情表达方式。他们不虚饰自己的爱憎喜恶,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由于生活对于他们是残酷的,他们只能是以“我口唱我心”的方式对现实做出直接的评价,为此必然少却许多文饰。正如钟敬文先生所道,民歌“那形式上的主要特征,是质朴、是明快、是简练。它没有奢侈的装饰,没有故意的朦胧,没有那种厌人的拖泥带水,或可笑的忸忸怩怩,而这些现象是在不少文人的诗作里颇难免掉的。”民歌的这些特点使它别有一种纯朴刚健的美。如这首《嘲洪起畏》,将某人的原话略作改动而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显然颇能收到讽刺挖苦的效果,使得该民歌于刚健纯朴之外又包含着锋芒或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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