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商景兰·悼亡》原文赏析

古诗《商景兰·悼亡》原文赏析

君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

商景兰，明吏部尚书周祚之女。这首诗是她悼念丈夫祁彪佳之作。祁彪佳，字弘吉，山阴 (今浙江绍兴市)人，天启进士，崇祯时官御史，南明福王朝官苏松巡抚，清兵陷南京，绝食自沉池中而死。

这首《悼亡》不同于一般的悼亡之作。一般多表现为对死者的深切怀念，如最早的悼亡诗《诗经》 中《唐风·葛生》：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即想念亡妻生前与之意合情洽，如今见角枕、锦被而生悲。最早以悼亡为题名的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人“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习无仿佛，翰墨有余迹”。“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且历代所传多为丈夫悼妻之作，女子悼夫只在民歌中多见。本诗为妻子悼念丈夫，不追忆往日的夫妇情深，不叙写生死相隔的痛苦，不描摹苦思沉想的状貌，不倾诉想追随而去的打算，只表明自己 “恋生” 的情怀，戛戛独造，不同凡响。

首联以丈夫的殉国和自己的恋生双双对起，一方面突显了丈夫的民族气节，一方面又表露了自己的意愿。丈夫殉国，深明大义，不惜捐躯，他的英名当“垂千古”，这与 “恋一生”形成鲜明对比。丈夫既死，妻子并没有生与君同去之念，并没有陷入封建道学家所宣扬的丈夫殉国、女子殉节的泥淖。可是“恋一生”的道理何在，诗人并未轻捷言明，给读者留下了悬念，使诗情摇荡兴波。

颔联上句承首句而来，言丈夫殉国原系君臣大节，此属理所当然;下句承次句而来，言自己所以未能随死的原因是为了抚育子女，亦属人之常情，至此将自己 “恋一生” 的原因予以挑明，原来是为了儿女而生，并非个人的怕死贪生。诗人认为死有死的价值，生有生的意义，既释“恋一生”的悬念，又为“恋一生”坐实原因，且以“亦”与“原”相呼应，显示了恋生也属节操范畴，不仅情上相合，理上亦可通。

颈联着力称颂丈夫的气节，生前正直，死后为人悼念。“折槛”，典出《汉书·朱云传》。西汉成帝时，槐里令朱云请斩安昌侯张禹。成帝怒，要杀云。御史拉他下殿，他攀住殿槛(栏杆)，槛断了。后来成帝知云是直臣，把断了的槛原样保存。祁彪佳在崇祯时，因上奏疏被斥责;福王时，又论不可再设厂卫缉事官(特务太监)，为马士英等排挤，称病罢官。这里用折槛事相比，盛赞祁彪佳生前忠贞正直。“遗碑”，暗用晋羊祜“堕泪碑”的典故。羊祜镇襄阳，有德政，死后人为立碑岘山，见碑者皆堕泪。诗人以此说明丈夫死后仍为人敬仰、怀念。“生前事”与“死后名”，不仅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且存在着因果关系。

尾联以“贞白”自励，存亡虽异，而用心突出一致，表达了对丈夫坚贞的爱情。表明自己虽然不随死，可忠贞与清白乃相辅相成的，进一步申说“恋一生”不仅有抚育儿女的天职，而且如丈夫保持名节样保持名节。

商景兰这首悼亡诗，不仅所悼对象上有其特殊性，把爱国的精神和夫妇的感情融合在一起，这就较一般的悼亡之作高出了一筹。本诗不仅抒情，而且说理，其理既合事理又合人情，见地高人一等。且全诗经纬交织，既浑成一体，又脉络分明。首联一讲夫一言己，颔联也是一讲夫一叙己。颈联写夫，尾联写己。写丈夫的死，“垂千古”究其原为“君臣原大节”，由生前的“折槛”事与死后的“遗碑”名，证其“大节”。写自己恋生系为了儿女之情，以后以贞白自励，写双方“存亡虽异路”以“异路”予以关合。这样写，较之单纯地怀念丈夫生前的美好，吐诉夫死后的痛苦，更能给人以启迪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