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纳兰性德·填词》原文赏析
诗亡词乃兴,比兴此焉托。
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
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
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
芒鞋心事杜陵知,祗今惟赏杜陵诗。
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填词。
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
不见句法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换韵。
这是一首论词的古诗。头二句,“诗亡词乃兴,比兴此焉托”,是说诗衰亡了,词随即发展起来,诗传统的比兴手法,在词中也得到了寄托与继承。开门见山,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论点。比兴,是文学创作的两种手法。比是譬喻,兴是寄托。我国诗歌从《诗经》起就已开始运用。
次二句,随即揭示俗眼轻视填词的错误观点: “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语出韩愈《荆潭唱和诗序》: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秋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辞易好也。”原意是说,表现欢娱的作品虽然工巧,但常常不如写忧患的作品来得感人。至清,朱彝尊在《紫云词序》中用以论词: “昌黎子曰: ‘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 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工者十一焉耳。”朱说本指诗长于写忧患,词长于写欢娱。作者这里说轻视词者往往以此为据,说词只写欢娱,故不如诗写忧患为好。
接下去“冬郎一生极憔悴”至“何怪俗眼轻填词”八句,作者举了历史上两个例子来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前四句以韩偓为例,“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韩偓一生遭际极为坎坷,而他的忠君爱国可与屈原相媲美。“冬郎”,韩偓的小名。昭宗被韩全海等劫逼凤翔,韩偓有扈从之功,进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朱温篡唐时,韩偓逃至福建,依附闽王王审知以卒。“三闾”,三闾大夫之省略,指屈原。“醒醉”,《楚辞·渔父》: “众人皆醉我独醒。”这里指韩偓头脑清醒,忠君爱国。“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美人香草”,即比兴手法。屈原作《离骚》,以美人比君王,香草比君子。王逸《离骚经序》: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韩偓的诗以律绝为主,多写艳情,辞藻绮丽,艳丽柔婉近于词。世称之为艳体之祖,说他“丽而无骨”、“淫靡诗甚”。作者为韩偓翻案,以“可怜春”的同情口吻,认为他的诗表面香艳,实则运用比兴手法,寄托自己的悲哀。接着就以“凤蜡红巾”的史事,来证实韩偓对皇帝的忠心与思念之情。据《南唐纪事》载:韩偓死后,人们发现他的箱子里藏着当年唐昭宗赐予他的烧残的龙凤烛百余条,金缕红巾百余幅,“蜡泪尚新,巾香尚郁”。“无限泪”,形容韩偓被迫逃到福建仍思念唐昭宗的悲痛之情。这四句从韩偓的一生来考察,肯定他的所谓香艳诗是有寄托的。接着又以唐代大诗人杜甫为例:“芒鞋心事杜陵知,祗今惟赏杜陵诗。”杜甫《述怀》诗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句。“芒鞋心事”,指杜甫诗中有深挚的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之情。但这种感情,只有杜甫自己知道。杜陵,杜甫曾自称“杜陵布衣”。但是今天人们只知道欣赏杜甫的忧患之作,却不理解杜甫诗中的比兴寄托。至此,作者不禁慨叹说:“古人尚且不能理解诗人运用比兴手法的用意,更莫怪世俗轻视填词了。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论证了自己论点的正确性。
以上作者举历史上两个诗人为例,目的是要说明比兴与忧患的关系。两个例子角度不同,互为补充,使论证有力而全面,不容置疑。
最后四句,进一步发挥对词的看法:“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指出词的发展比律诗早得多,肯定词继承了古乐府的传统而在形式和音律上更加婉丽绵密。结尾“不见句法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换韵”,以“不见”提起,加强语气,指出词直接继承《诗经》的传统。理由是:早在《诗经》中,已有长短不齐的句子和换头、换韵的诗篇了。所谓换头,即诗词过段或歇拍后另起,换头另起韵,叫换韵或转韵。
可以说这是一篇以诗的形式写成的论词短文,作者明确地阐述了对词的观点:批判世人对词的歧视,强调词有寄托,从发展与继承关系论证词在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词自产生以来,博得不少人的喜爱,但也被许多人歧视和误解。无疑这篇《填词》能起到端正视听的作用,对词的发展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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