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龚自珍·能令公少年行》原文赏析
序曰:龚子自祷祈之所言也,虽弗能遂,酒酣歌之,可以怡魂而泽颜焉。
蹉跎乎公! 公今言愁愁无终,公毋哀吟娅姹声沉空。酌我五石云母钟,我能令公颜丹鬓绿而与少年争光风。听我歌此胜丝桐。貂毫署年年甫中,著书先成不朽功,名惊四海如云龙,攫拿不定光影同。征文考献陈礼容,饮酒结客横才锋。逃禅一意皈宗风,惜哉幽情丽想销难空。拂衣行矣如奔虹,太湖西去青青峰。一楼初上一阁逢,玉箫金琯东山东。美人十五如花秾,湖波如镜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长眉丰。一索钿盒知心同,再索斑管知才工,珠明玉暖春朦胧。吴歈楚词兼国风,深吟浅吟态不同,千篇背尽灯玲珑。有时言寻缥缈之孤踪,春山不妒春裙红。笛声叫起春波龙,湖波湖雨来空蒙,桃花乱打兰舟篷,烟新月旧长相从。十年不见王与公,亦不见九州名流一刺通。其南邻北舍,谁与相过从?佝偻丈人石户农,嵚崎楚客,窈窕吴侬;敲门借书者钓翁,探碑学拓者溪童。卖剑买琴,斗瓦输铜;银针玉薤芝泥封,秦疏汉密齐梁工;佉经梵刻著录重,千番百轴光熊熊,奇许相借错许攻。应客有玄鹤,惊人无白骢。相思相访溪凹与谷中,采茶采药三三两两逢,高谈俊辩皆沈雄。公等休矣吾方慵,天凉忽报芦花浓,七十二峰峰峰生丹枫。紫蟹熟矣胡麻饛,门前钓榜催词筩。余方左抽毫,右按谱,高吟角与宫,三声两声棹唱终,吹入浩浩芦花风,仰视一白云卷空。归来料理书灯红,茶烟欲散颓鬟浓,秋肌出钏凉珑松,梦不堕少年烦恼丛。东僧西僧一杵钟,披衣起展华严筒。噫嚱!少年万恨填心胸,消灾解难畴之功?吉祥解脱文殊童,著我五十三参中。莲邦纵使缘未通,他生且生兜率官。
龚自珍是我国近代史上的启蒙思想家和开一代新风的文学家,他以锐利的目光,洞察了处于总崩溃前夜的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对它进行了大胆的揭露批判,同时倡言变革,并要求抗御外侮。他的这种思想,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们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但在当时却被视为异端邪说。他厌恶黑暗现实,热烈追求理想,希望能经世致用,有所作为,但又“名高谤作”,功名蹭蹬,这就使他经常处于“平生进退两颠簸”的思想苦闷和矛盾之中。这种苦闷与矛盾,又往往更加深了他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和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他在三十岁时写的这首《能令公少年行》,就很形象地抒发了这种郁闷与追求。
序中所谓“祷祈之所言”,含有对理想追求的意思,明知是一种“弗能遂”的理想,还要“酒酣歌之”,可见,“祷祈”之殷切;因理想无法实现,只好借酒来聊以“怡魂而泽颜”,又表现了苦闷的深沉。
诗的头七句是序曲性的抒情。诗中的“公”和“我”都是作者自指,“公”是饱罹忧患,苦闷彷徨的作者,“我”是追求理想,向往光明的作者。用“我”来劝“公”,不只是以“我”的旷达、洒脱来为“公”排烦遣闷的自宽自解,也是为了以“我”的理想来与“公”所处的黑暗现实进行对抗。诗以“蹉跎乎公”开头,起势迫促,是由“我”向“公”猛喝一声,且含有岁月悠悠、蹉跎难再的无限感慨。接着便由“我”向“公”劝解:你越是倾诉愁苦,愁苦越是无尽无穷,还是别让你那咿哑哀吟的声音沉寂在那毫无反响的空中吧。请用云母石的酒杯为我斟上五石美酒,我就能使你变得青鬓红颜,直可与少年争比“光风”,因为我这首能使你精神焕发的歌,比琴声更为动听。这里看来是反用“举杯消愁愁更愁”之意来自我安慰,其实在旷达中包含着强烈的愤懑,正是这种旷达中的愤懑和愤懑中的旷达,构成了全诗的主旋律,它又是通过轮廓鲜明而又富于变化的曲调美表现出来的。
八至十五句是自负性的叙述,以 “我”之有才而如此不见容于世来反衬现实的黑暗,揭示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我”正当中年,就写下了不朽的著作,虽然名惊四海,像云龙那样令人瞩目,但同时又像浮光掠影那样虚幻不定,难于捉摸; 我虽然博古通今,善于考证文献和陈列礼制仪式,虽然豪放好客,才华横溢,但在这贤愚不分、黑暗如漆的年代里,又哪有用武之地?所以就只有一心一意去佛理中寻求解脱,皈依在天台宗门下去消磨岁月。
一个年富力强、经纶满腹而又迫切要求有所作为的人却不得不“逃禅”学佛,这就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容不得人才、扼杀人才的社会。在龚自珍看来,这也是当时社会积弱不振、岌岌可危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曾大声疾呼: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希望能有“山中之民”起来,以改变那“日之将夕,悲风骤至” 的“衰世”局面。正因为如此,他也不能心安理得地“逃禅”,也无法真正摆脱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幽情丽想”。“惜哉幽情丽想销难空” 句,正是以故作可惜的语气来强调这种追求,同时也自然地过渡到下文对这种追求的形象描写。
从第十六至三十四句,诗人开始展开想象的翅膀,运用象征的手法,让“我” 向着理想世界飞升。在那绿水青山、楼台比连、箫管悠扬的地方,“我”终于找到了理想的知音,她就是一位像春花那样美丽纯洁的少女。在湖光山色的映照下,她是那样的绰约多姿,妩媚动人。她向 “我”索取定情的钿盒,互相以心相许了; 再向我索取斑竹毛笔,可见出她的才高志洁了。她和 “我”就像明珠暖玉那样志趣相投,互相爱慕,我们的这种高洁爱情,就像迷蒙的春天那样令人陶醉。她喜爱吟咏各种诗篇,念起来是那样抑扬顿挫,有声有色,她勤奋好学,过目成诵,在玲珑的灯光下,一背就是百篇千篇。我们时而遨游于山巅水涯,她身着红裙与美丽的春山互相辉映,而毫无妒意。我们在这“山色空蒙雨亦奇” 的大自然怀抱里,泛舟湖上,吹起笛管,那悠扬的声音,使静卧在春波下的鱼龙也奔跃出来谛听。这时,两岸的桃花,也随着春风春雨,拂打着小舟的船篷,我们就是这样在晨烟月夜中,相从相伴,永不离分。
在这里,作者所极力描绘称颂的这位少女及其生活,正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的象征。在现实生活里,作者感触到的是“四海变秋色,一室难为春” 的死寂,是“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居上游” 的恶浊,是“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 的窒息。而在这富于诗情画意、远离尘世的世界里,他却在被世俗所卑视的女性身上发现了人的美和美的人,而且还与她永结同心,共享愉悦,这正是对以美人香草喻理想的传统手法的成功运用。在龚诗中,还可以找到不少采用这种手法的作品,比如,他曾把自己比喻为“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落红,也曾用“愿得黄金三万两,交尽美人名士”来抒发“华年心绪”。而在这首诗里,这种手法运用得更为集中、精彩,他越是把美人写得那么丽绝生辉多才多艺,越是把环境写得那么春水春花,诗意盎然,就越能表现出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现实的厌恶,这就是这一段幽情中所包含的实质内容。
紧接着从第三十四到五十四句,则以更为洒脱的笔墨,描写由这种幽情所生发出来的奇思丽想。既然找到了一个理想境界,就可以与龌龊现实隔离开来,长年累月见不到那些耀武扬威的王公贵族,也没有那班追名逐利的名流拿着名片来要求相见。在这个乌托邦世界里,除了那位志同道合的美女外,与“我”交往的南邻北舍,是古朴曲背老者,是遁隐于农、石屋而居的高士,是像屈原那样形象高大的“楚客”,还有那窈窕纯朴的吴地女子,渔翁时来敲门借书,溪童也来寻访古碑和学习拓碑。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可以卖去象征武勇的刀剑,买来借以抒发幽情丽想的瑶琴;和他们在一起可以研讨或交换各种珍贵文物,这里有瓦铜一类的器皿,有用印章泥封的银针和玉薤体文字及其他不同风格的碑板文字,也有卷轴重叠、光焰夺目的佛经;大家切磋讨论,好的书籍互相借阅,新奇的见解互相借鉴,错误的地方互相批评。以上是描写文化生活,接下去再写其他生活情趣:客人来了有玄鹤迎接,却没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官吏来纠缠;想念朋友了,便去溪凹中寻访,就是采茶采药时,也是三三两两在一起高谈论辩。这些描写,与对美人香草的描写互相映照,与“十年不见王与公”的笔墨紧相呼应,进一步形成了理想与现实的鲜明对立,也把那种来去自由、不拘形迹的生活写得相当酣畅了。
诗人的想象仍在继续驰骋。但从行文看,若一气写下,便觉宣泄过直,这里需要停顿转换,以增加曲线美。“公等休矣吾方慵”一句便是稍作停顿,意谓大家都需要休息,“我”也感到疲劳了。这就将上文结住,然后转入另一番生活描写。第五十六至六十七句便是写这种生活。“天凉忽报芦花浓,七十二峰峰峰生丹枫”两句,与前面所写春水春花相比,既显示出春去秋来的时序变化,又很形象地描画了那芦花洁白、枫叶丹红的千里秋光。在这样的季节里,别是一种生活情味:煮熟的螃蟹,热腾腾的胡麻饭,正在享受时,门前驶来了向“我”索诗的渔船。“我”便左手握笔,右手按拍引吭高吟。这时断时续的渔歌声,在浩荡的芦花中随风飘荡,“我”抬头一望,它又飞入了正翻卷着片片白云的辽阔天空。这是写白天的生活情况,然后又稍作转折,写泛舟归来后的晚间生活:当“我”在书灯下阅读各种书籍的时候,温柔的“情侣”端来了散发芬香的清茶,她头发微微松散,臂上露出金钏,就像珑松花那样清凉可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连做梦也不会堕入往日的烦恼中去。在这一段里作者将日常生活情趣与大自然的风景交织描写,又以优美的情思贯穿其中,因而更具诗情画意。
以上四层,都是诗人用以与恶浊现实相对抗的理想境界,在那里,人们都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高尚的情操,他们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感情是那么真挚和谐,而“我”还找到了一位高洁而又美丽的“情侣”。诗人愈是笔歌墨舞地描绘这种生活,便愈使人感到他与现实的矛盾。这不是“万重恩怨属名流”的那种个人矛盾,而是反映了那些怀瑾握玉、要求变革的智能之士与那些戴着“王公”、“名流”桂冠的贪官污吏、庸夫俗子之间的矛盾,是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理想与糜烂的末世封建社会之间的矛盾。然而,在诗人所生活的年代,这却是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当我由 “幽情丽想” 回到现实时,又不能不猛然感到一切追求不过是空中楼阁,水月镜花,因而也就必然要坠入“少年烦恼丛”中。
诗的最后一段,便是写由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而引起的 “烦恼”及其所追求的解脱之道,当寺庙的钟声把“我”从美好的梦幻世界惊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披衣而起,去诵读《华严》佛经。因为梦幻的世界固然令人陶醉,但毕竟排除不了由于现实黑暗积郁于心的千愁万恨。怎么办呢?那就只有皈依佛门,听从文殊菩萨的指示,参遍观音菩萨、弥勒菩萨等五十三位获得道术的人,以解脱尘世的烦恼。即使今生无缘解脱,也盼望他生能进入佛所居住的兜率宫。这种“逃禅”解脱的思想,显然是消极的。我国封建社会有不少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在遭受挫折和看不到前途的时候,常常从佛教思想中去寻求解脱和避世之道,龚自珍也未能摆脱这种影响。但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和作品倾向来看,经世致用、干预生活的一面仍是主要的,而在“出世”、“逃禅”的思想中,也包含着对黑暗现实的否定因素。
这首诗的艺术构思是从现实的苦闷出发,通过幻想的驰骋,向着理想世界飞升,尽情抒发幽情丽想后,再回到现实的苦闷中来,从这里可以看到《离骚》的影响。但这首诗不像《离骚》那样对黑暗现实进行许多直接的抨击,而是着力于对理想世界的描绘,只是画龙点睛地在关键处将理想与现实对比,末尾虽又回到现实,但随即逃入禅宗。这种构思,前后呼应,寓强烈的郁愤于狂热的追求之中,从而形成了浓厚的浪漫色彩,而这种色彩,又带着启蒙主义者的独有特点: 虽然敢于正视当时百孔千疮的黑暗现实,呼唤着变革的风雷,但却无法真正把握历史的动向与具体的道路。于是便只有去追求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当这种理想幻灭时,又不能不产生消极避世的思想。这首诗的积极面与消极面,正是作者这种思想矛盾的反映。
这首诗的句式以七言为主而又参差变化,其间抑扬顿挫,纵横开合,都是随意驱使,手到便成,因而全诗具有一种舒卷自如、蜿蜒而不就捕的汪洋恣肆美和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的节奏美。有人认为龚自珍的七古不可学,因为“才太横也”,这也正是这首诗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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