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傅山·自遣》原文赏析
扬雄拟我愧非伦,况复无才撰美新。什一懒营虚笑鬼,寻常守辱失钱神。生憎褚彦兴齐国,喜道陶潜是晋人。破衲黄冠犹未死,还因邻里问僧珍。
诗为“自遣”,即抒写自己的怀抱。诗题标明了其写作缘起:作者曾在盂县 (今属山西)作客,盂县有人向右元打听作者情况,右元用诗对作者大大赞扬了一番,作者感到有些过分,于是和作一首。右元,作者友人,当是郑大元,曾同作者一起隐居过。
右元在诗里大概把作者比做扬雄,所以这首和诗起联即言:“扬雄拟我愧非伦,况复无才撰美新。”前一句说他比不上扬雄,这是他的自谦。扬雄是汉代著名的学者,甘于寂寞,勤于著述,本传谓其“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汉书》)友人将他比扬雄应当说是很高的赞许,扬雄的为人为学作者当也是景仰的。可第二句说自己无才写不出《美新》那样的文章,就有些讽刺之意了。《美新》即《剧秦美新》,这篇文章对王莽的新朝有所美化,确实是扬雄一生很大的过失。友人作诗时不必想到这层,而任何比拟也难做到完全准确,作者这样说,不能理解他是对友人的苛责,甚至也不是苛责扬雄,而是借题发挥,说自己决不趋附现在的新朝,决不像那些朝秦暮楚之徒那样卑劣。颔联写自己淡泊自处,不慕荣利。两句用了两个典故:南朝宋代的刘伯龙,生活很是困窘,他想营求什一之利(即经商),找手下人商量,而遭到鬼的一顿讥笑(见《南史·刘粹传》);晋朝鲁褒“伤时之贪鄙”作《钱神论》,有言曰:“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晋书·鲁褒传》)这两句说,我懒得营利,鬼笑话不到我;我一贯甘受屈辱,无官司可打,钱神也就失去了作用。很可能友人在诗里十分赞扬作者的高洁志趣,这里用“懒营”、“守辱”这近于消极的词语作答,有表示谦虚的意思。另外,扬雄在《解嘲》中说过“高明之家(即富贵之家),鬼瞰其室,攫拿(即依仗权势)者亡,默默者存”的话,而自己既非“高明”者,又非“攫拿者”,哪怕什么鬼神、亡灭之祸呢?这暗中又与首联“拟扬雄”照应。颈联写易代之际自己的依违去就,又与首联的“无才”联系。褚彦,褚渊,字彦回,原为南朝宋代的辅弼大臣,后参与萧道成(即齐太祖)篡夺宋政权的政变,任齐尚书令。这里当是影射降清的明朝大臣。“生憎”,很憎恨。“喜道陶潜是晋人”,是说陶潜耻事二姓,忠于晋室,萧统《陶渊明传》谓其“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喜道”有自明心迹意,亦有推重不肯仕清的遗民(包括友人在内)的意思。尾联表示至死不改素志,与志同道合友人一道隐居。“破衲黄冠”,这里指道服。作者在明亡后长期穿道士服装,以“方外人”的生活方式拒绝清朝的笼络。“僧珍”,即吕僧珍,南朝梁人,当时一个官员罢职后用了一千一百万钱买了一处与他为邻的房宅,僧珍觉得太贵,那位官员说“百万买宅,千万买邻”,意思是说僧珍是极难得的好邻居(见《南史·吕僧珍传》)。这里的僧珍是指右元及其他道友。徐珂《清稗类钞》隐逸类辑有一条资料云:“太原郑大元,偕孙縡、段樵、傅山隐沁源山中。”可与此句相参。
这虽是一首抒怀诗,但在形式上又是一首和答诗,这种作品一般是在原作基础上加以发挥,带着框框“做文章”,难得自如从容。此诗关键是抓住友人“拟扬雄”之说,一气写来,若即若离,有似扬雄处,有异扬雄处,作者的立身行事也就自然显现出来了。诗中用典很多,用得较活,又多是晋宋南朝人事,也显得较集中。当然典故多,在作品内涵加大的同时,也增加了阅读理解的难度,延君寿说傅山的诗“奇辟精奥”(《老生常谈》),看来也不能只从优点方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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