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诚其性,当读《中庸》;愚者虽读此不晓也,不作可焉。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谓翱特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亦善论人者也。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
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独不然,其赋曰:“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又怪神尧①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
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 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②,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书。
〔注〕 ①神尧:指唐高祖李渊,他的谥号为“神尧皇帝”。②贱远:指职位低微、被朝廷贬斥在远方的人。这里暗指范仲淹等。
【鉴赏】
《读李翱文》是一篇读后感。李翱为中唐散文家、哲学家,韩愈的学生,在当时颇有文名。这篇文章是写读了李翱之文后的感想慨叹。清人林云铭说:“是篇虽赞李翱,却是借李翱作个引子,把自己一片忧时热肠血泪,向古人剖露挥洒耳。文之曲折感怆,能令古今来误国庸臣无地生活。”(《古文析义》二编卷七)这段话很好地道出了此文思想和艺术的特点。
文章借题发挥,用心良苦。它作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其时,主张改革弊政的范仲淹因触怒宰相吕夷简而遭贬谪,朝臣纷纷论救,唯独谏官高若讷含胡不言,事后反而落井下石,诋毁范氏,以为有罪当贬。欧阳修出于义愤,写信给高若讷,斥责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后高把此信上奏给宋仁宗,欧阳修因此而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这篇文章就是在赴夷陵途中写的,它的本意和侧重点并不在于评价李翱之文,而只是借着谈李翱的文章,赞李翱的为人,把自己当时对时世的忧念和对保守派阻挠革新的愤懑倾泄出来。
欧阳修的散文以委婉曲折、平易柔美著称。“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这种特色,在此文中表现得很典型。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明代茅坤评得好:“其结胎全在感当时事上,归重于愤世。”(《唐宋八大家文钞·欧阳文忠公文钞》卷三十二)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能引起读者的深长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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