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词·范仲淹·渔家傲》翻译|原文|赏析|评点

诗词鉴赏《两宋词·范仲淹·渔家傲》范仲淹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①。衡阳雁去无留意。^②四面边声连角起^③。千嶂里^④。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⑤。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注释 ①塞(sài)下：边界险要之地，此处指西北边疆。②“衡阳”句：雁儿向衡阳飞去，毫不留恋荒凉的西北边区。衡阳，今湖南衡阳。旧城南有回雁峰，峰形很像雁的回旋。传说秋天北雁南飞，至此而止，不再南飞。③边声：边地的悲凉之声。如马鸣、风号之类。④千嶂：绵延而峻峭的山峰。⑤燕然未勒：指战事未平，功名未立。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东汉窦宪率兵追击匈奴单于，“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馀里，刻石勒功”而还。燕然，即燕然山，今名杭爱山，在蒙古国境内。

夕阳秋色图【宋】 马麟 日本根津美术馆藏

鉴赏 宋仁宗时期，西北的党项族日渐强大，其首领元昊建立夏国，史称西夏。北宋与西夏作战，屡次失败。后来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元年到三年(1041-1043)的四年间，与韩琦镇守陕西，负责西北边境的防御，一时号令严明，稳定了局势，同时也对西夏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当时边民中流传着一句俗谚：“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首《渔家傲》就是作于边帅任上。词中表达了决心守边御敌的英雄气概，同时也反映了边境生活的艰苦和作者思乡的情感。

上阕描写边塞风光，用笔简练，境界苍茫悲凉。词作开篇直写边塞之秋的风景，一个“异”字概括了边塞风景与中原、江南的巨大差别。在作者笔下，显然这种差异并不是边塞风景较好，要不然为什么连大雁都视去如归、毫无留意呢? 通过对大雁南归无留意的叙述，反衬了边塞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戍边士卒的思乡盼归之情。“四面边声”三句分别从听觉和视觉角度描述了边塞的自然地理特征和军旅气氛。时已秋天，马鸣、风号、鼓角之声，似喧闹而阗寂。因为在这看似热闹的声响里，却唯独人声被掩盖了，所以称之为“边声”。群山如嶂，长烟如带，落日如轮，孤城紧闭，既写出了边塞风景的苍凉肃杀，也透露出了边区军事气氛的紧张悲壮。正如唐圭璋所云：“千嶂落日，孤城自闭，其气魄之大，正与‘风吹草低见牛羊’同妙。加之边声四起，征人闻之，愈难为怀。”(《唐宋词简释》)

下阕直接抒写戍边怀抱和思乡念亲之情。家国之情，自古是人们的一个重要的情感范畴。一方面是个人家庭的幸福，一方面是国家的安全稳定。从古至今，许多仁人志士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砥砺，守御边疆，保家卫国。常年在那样荒凉而又紧张的环境中生活，思乡念亲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家乡远在万里之外，将军征夫只好借酒浇愁，聊以自慰。作者是一个有着雄心抱负的有志男儿，“燕然未勒归无计”表现了杀敌报国、建立功勋的愿望。《宋史·范仲淹传》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甚至他在庆历三年(1043)召拜参知政事后，“会边陲有警，因与枢密副使富弼请行边”，表现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保家卫国的意识。与那些“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唐高適《燕歌行》)的腐败边疆将帅不同，范仲淹治军严谨，在那羌管悠悠、严霜满地的环境中，面对士卒思乡心切、难以入眠，作者“忧士卒之所忧”，亦深夜难眠。这里的将军不是追求“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是和士兵一样，既有保家卫国的忧患意识，也有思乡念亲的情怀，更有体恤士卒、早日平定边疆、让士卒返回家乡团聚的深切愿望。所以这里的“将军白发”可以看作是将军戍边日久，两鬓生白发，更可以看作是良将那种更多承担和辛苦劳累的结果。

此词抒写悲凉怀抱，突破了词限于写男女风月的界限，表现了沉雄开阔的意境和苍凉悲壮的气概，对以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李飞跃)

集评 宋·魏泰：“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东轩笔录》卷一一)

唐圭璋：“羌管’一句，点出入夜景色，霜华满地，严寒透骨，此时情况，较黄昏日落之时，尤为凄悲。末句，直道将军与三军之愁苦，大笔凝重而沉痛。惟士气如此，何以克敌制胜?故欧公讥为‘穷塞主’也。”(《唐宋词简释》)

链接 《渔家傲》词牌。《渔家傲》不见于唐、五代人的词作中，《词谱》卷一四认为：“此调始自晏殊，因词有‘神仙一曲渔家傲’句，取以为名。”双调，六十二字，上下片字数、平仄相同，仄韵。

词论。人们对词的评论，谓之词论，它借鉴了至宋代发展得已经比较完整的“诗论”的部分术语和方式，又努力体现出其独有的风貌，如抓住词“别是一家”的分界，讨论其音乐文学的特征等。五代至北宋中叶，偶有“词论”之作，大都出现在“词序”之中，如五代欧阳炯《花间集序》等。中叶以后，“词序”大量增加，且在宋人的笔记和诗话中也出现了对词的评论。李清照的《词论》是最早的完整的“词论”之作。南宋以来，“词论”专著不断涌现，如王灼的《碧鸡f漫志》、张炎的《词源》、沈义父的《乐府指迷》等。清代是“词论”最为兴盛发达的时期，“词话”作为“词论”的重要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近现代以来，具有现代理论意识的专篇词学论文和专著开始出现，“词论”从此进入 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据王兆鹏、刘尊明《宋词大辞典》)

宋夏和议。西夏原为北宋属地，经李继迁、李德明父子的奠基与发展，不断为党项政权拓展了生存空间。仁宗景祐五年(1038)元昊称帝，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建立西夏。北宋王朝大为震惊，派兵征讨，却先后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战败。尽管西夏在军事上占了上风，但连年战争也使西夏社会经济遭受破坏，“军民死亡，创痍过半”，难以与国土辽阔的宋朝长期对抗，便提出和议。宋朝在加强西北防御的同时，也决定仿效澶渊之盟的方式，“稍易其名，顺时而抚”，同意与西夏议和。庆历四年(1044)，宋夏订立和议，主要内容为：夏对宋称臣，宋册封元昊为西夏国主;每年赐夏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两国在沿边开设榷场，恢复互市贸易。宋夏和议确立了宋与夏的关系，使西夏成为维系宋、辽之间平衡的重要砝码，标志着宋与辽、夏鼎峙局面的最终确立，也直接影响了其后宋、金、夏的格局。宋夏和议后，双方关系处于相对和平状态，西夏虽曾多次侵扰北宋边境，但均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战争。和议对双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带来了和平环境与榷场贸易，是不可忽视的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