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鉴赏《两宋词·陆游·水调歌头》陆 游
陆 游
多景楼①
江左占形胜②,最数古徐州③。连山如画,佳处缥渺著危楼④。鼓角临风悲壮⑤,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⑥。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⑦。
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⑧,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⑨,名与汉江流。
注释 ①多景楼: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镇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胜,烟云显晦,萃于目前。旧有多景楼,尤为胜览之最。盖取李赞皇《题临江亭》诗有‘多景悬窗牖’之句,以是命名,楼即临江故基也……自经兵火,楼今废。”《渭南文集·入蜀记》:“登多景楼。楼亦非故址,主僧化昭所筑。下临大江,淮南草木可数。登览之胜,实过于旧。”②江左:清魏禧《日录杂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形胜:《荀子·富国》:“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③古徐州:谓镇江。徐州为古九州之一;东晋南渡,置侨州侨郡,曾以徐州治镇江,后又称南徐州。④缥渺著危楼:唐杜甫《白帝城最高楼》:“独立缥缈之飞楼。”词人化之。⑤“鼓角”句: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⑥孙刘:谓孙权、刘备。《渭南文集·入蜀记》:“至甘露寺,饭僧;甘露盖北固山也。有狠石,世传以为汉昭烈、吴大帝尝据此石共谋曹氏。”⑦“万灶”句:苏轼《次韵穆父尚书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庆引满醉吟》:“野宿貔貅万灶烟。”⑧使君:谓方滋。方滋,字务德,桐庐人。韩元吉《南涧甲乙稿·方公墓志铭》谓其“平生三为监司,五为郡,七领帅节;二广则皆任经略,建康兼行宫留守,鄂州亦特置管内安抚使处之”。时知镇江府事。乾道改元,除两浙转运副使。⑨“不见”四句:《晋书·羊祜传》:“羊祜,字叔子……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太息,故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 皆湮没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
灵阳十景图(局部) 【明】 夏芷 私人藏
鉴赏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陆游39岁,出任镇江府通判,次年二月到任所,十月初,陆游陪同知镇江府事方滋登多景楼游宴,内心感叹而写下此词。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内,北固山位于镇江东北、扬子江滨,横枕大江,石壁嵯峨,山势险固,有“京口第一山”之称,共分前、中、后三峰。前峰昔为孙权宫殿及周瑜都督府,有刘备孙权暗卜成败的试剑石,后峰是北固山的主峰,背临长江,枕于水上,峭壁如削,为风景最佳之所,甘露寺即建于峰顶。时金兵方踞淮北,镇江为江防前线。词的上阕写景并追忆历史人物,下阕写登临所怀。全词抒发对比古今的感慨之情,表现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
上阕首句总启全词,以简洁之笔引出镇江之形胜,一“占”,一“最”,用字精当,将镇江之地位形象地表现出来。自“江左”而“古徐州”,自“连山”而“危楼”,镜头由远到近,最后特写点题。陆游将滚滚长江、莽莽群山入画,衬出烟云缥缈之地矗立着的一座高楼,既显示出危楼所在之地的神圣,又烘托出危楼之高、之奇、之险,就使这“危楼”有了磅礴万丈的气象。表面上是勾勒眼前江山,实意为引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鼓角”一层五句,追忆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合兵击破曹操的往事。鼓角悲壮,烽火明灭,耀射千里的是银光闪闪的武器和盔甲,威武的战士如同雄猛的神兽貔貅一样遍布,好一派征战厮杀的雄浑场面! 听之如在耳侧,视之如在眼前! 寒风冽冽,悲凉肃杀,画面雄浑辽阔。与上一层的滚滚长江、莽莽群山互相呼应衬托,江山人物,相得益彰。上片情与景浑然一体,过拍处更是一派英雄豪迈之情。
然而,英雄已逝,往事随风,故下阕开头以九字三顿,展现露草落木,秋容戚惨。然而“使君”两句起又重新振奋,全词基调再变明丽。展开的是一幅豪杰登楼、宾主谈笑的画面。“古今愁”三字承上启下,“古愁”启“襄阳登览”下意,“今愁”慨言当前。君国身世之愁,纷至沓来,纵使“古今”所有的愁苦加在一起,恐怕也不如作者之愁。一愁张浚北伐,兵溃符离,宋廷从此不敢言兵;二愁孝宗表面上慷慨激昂,一副誓不恢复不罢休的样子,实则输币乞和,而自己又被逐出临安,去君日远,一片赤诚,无以报国。如此多的困难束缚着作者,束缚着这个渴望报效祖国奋勇杀敌的壮士之心。但志士的心,并没有死! 这一层包孕的感情非常复杂,色彩声情,曲折回环,欲扬又抑,欲抑反扬。最后一层,用西晋大将羊枯镇守襄阳的故事,以古喻今,前三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所云“襄阳遗恨”即指羊枯志在灭吴,而生时未能亲手完成大业的遗恨。后面借羊祜劝勉方滋,希望他能像羊祜那样,部署好渡江北伐,不要像张浚北伐那样一败涂地,要为大宋建万世功勋,流芳名于百世千世。
此词起而蓄势待发,进而雄浑悲壮,于苍茫之中见明快,飞扬之处寄深沉,末而以远人励今人,更显得沉着悲慨。(张力)
集评 清·翁方纲:“杨、范、陆极酣肆处,正是从平熟中出耳。天固不欲使南渡复为东都也。虽以陆公有杜之心事,有苏之才分,而驱使得来,亦不离平熟之径。气运使然,豪杰亦无如何耳!”(《石洲诗话》卷四)
链接 宋金之间的三次重要和议。12世纪至13世纪,南宋与金之间有战有和,随着双方势力消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其间先后主要有绍兴和议、隆兴和议与嘉定和议。
绍兴八年(1138),金熙宗改制,金主和派完颜昌等力主与宋议和,主动遣使和谈。南宋主和派秦桧任相,高宗决策求和,宣布:“金国使来,尽割河南、陕西故地,通好于我,许还梓宫及母兄亲族,馀无需索。”宋金达成和议。但次年金朝完颜宗弼杀主和派完颜昌等,撕毁和议,欲夺回河南、陕西地。绍兴十年,宋将岳飞等与金兵主力战于河南,获得郾城大捷、颍昌大捷,声威大振。宋高宗与秦桧唯恐有碍议和,急令各路宋军撤回。绍兴十一年,高宗与秦桧制造岳飞冤案,完成了宋代第二次削兵权,随即加紧对金乞和。这年十一月,宋金最后达成和约:宋向金称臣,并“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立赵构为宋帝;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宋每年向金朝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向宋归还宋徽宗梓宫及高宗生母韦太后。对宋而言,绍兴和议是一个屈辱的和约,也因此确定了宋金之间日后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但是,绍兴和议又是宋金双方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达到某种平衡的产物,标志着宋金之间在地缘政治上进入了一种南北对峙相对均势的局面。绍兴和议结束了宋金间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状态,对宋金双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在客观上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绍兴和议以后,宋高宗与秦桧一味苟且偷安,在军事战备上毫无作为。而金主完颜亮则雄心勃勃试图统一中国,绍兴三十一年,他率领金军大举南侵,虽折戟于采石之战,但和平局面再次被打破。金世宗即位后,为巩固统治,急于恢复宋、金间旧有的和平。但新即位的宋孝宗却志在收复中原,隆兴元年(1162)命主战派领袖张浚主持隆兴北伐,却溃败于符离之战。双方再次经过军事较量,谁也没能占据绝对优势,只得在次年重订“隆兴和议”。和约主要规定:金宋由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宋、金之间仍维持绍兴和议规定的旧疆;宋每年给金的“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减为各二十万两、匹;金国逃到南宋的人员不再追回。隆兴议和是宋、金对峙新形势下的产物,使宋、金间原有不平等关系有所改变,此后两国四十余年无战争,成为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颠峰期。
开禧二年(1206),南宋权臣韩侂胄专权,企图建立恢复中原的“盖世奇功”,轻率发动“开禧北伐”,却出乎预期,累战累败。嘉定元年(1208),南宋只得被迫与金朝重订“嘉定和议”。和议规定:金宋关系由原来的叔侄改为伯侄;宋每年给金的岁币增至银绢三十万两、匹,另支付金朝犒军银三百万两;两国疆界如旧;函韩侂胄首于金。嘉定和议与隆兴和议相比,宋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两国的均势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南宋先后两次北伐的失败与和议的续订,深刻表明绍兴和议后的宋金对峙是地缘政治稳定的产物,没有外来力量的强力干预,这种均势绝不容易打破。嘉定和议后,宋金维持了九年的和平,蒙古的崛起成为打破这一均势的第三种力量。宋趁着蒙古攻金不再向金交纳岁币,金朝于嘉定十年发兵攻宋,宋金和议彻底破裂。其后,直至金朝灭亡,双方始终处于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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