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词·苏辙·水调歌头》翻译|原文|赏析|评点

诗词鉴赏《两宋词·苏辙·水调歌头》苏 辙

苏 辙

徐州中秋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①。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②。岂意彭城山下^③，同泛清河古汴^④，船上载凉州^⑤。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帔^⑥，紫绮裘。素娥无赖^⑦，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⑧。

注释 ①“七度”一句：苏轼与苏辙自熙宁三年(1070)分别以来，到熙宁十年(1077)始相见，中间隔了七个中秋。②“去年”二句：指熙宁九年(1076)中秋，苏轼在密州任上，对月怀人，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东武，密州州治在东武，隋时改名诸城。③彭城山：在徐州州治彭城，苏轼时知徐州。④清河古汴：清河、古汴是淮水支流泗水的两条支流，汇聚于徐州彭城，往东入泗水。⑤凉州：本是唐代大曲名，此处泛指优美的曲调。⑥帔(pèi)：披肩。⑦素娥：传说月宫里住有嫦娥仙子，月光素洁像仙子之态，因此古人以素娥借指月亮。无赖：即无奈，无可奈何。⑧“但恐”二句：汉末王粲写有著名的《登楼赋》，表达自己去国离乡、壮志难酬的愁绪，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永，即“咏”，吟咏。

鉴赏 这是一首写给兄长苏轼的赠别词。

熙宁二年(1069)，苏辙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时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上《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条例司乞外任状》，全面批评新法，且请外任。王安石大怒，欲加以罪，后奏除河南推官。熙宁三年正月，张方平出知陈州，奏改辟苏辙为陈州教授，苏辙离京，从此与苏轼一别达八年之久。苏辙离京后不久，苏轼也受到旧党排挤倾轧，外调杭州通判，此后几年两人长期任职在外，不能团聚。虽然兄弟之间多有音书传问、诗文唱和，但始终不能相见。熙宁九年中秋，苏轼在密州写下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表达了对弟弟的深深思念。此年，苏辙从齐州掌书记任上罢职还京，年底苏轼也离密州任，改知河中府。熙宁十年，改著作郎、被张方平辟为南京签书判官的苏辙南下迎接兄长，两人会于澶、濮之间。行至陈桥驿时，朝廷告下，苏轼改知徐州。四月苏辙送苏轼赴徐州，并留百余日，兄弟重聚欢会。是年中秋夜，兄弟两人作词话别。八月十六日苏辙离开徐州，赴南京签判任，兄弟再次分离。

溪亭秋色图 【元】赵原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辙在徐州中秋夜所作的词，正是这一首《水调歌头》(离别一何久)，词中提到了苏轼去年写的那首《水调歌头》，故属于唱和之作，只是没有进行“次韵”而已。苏轼的词，是在分离中抒写怀念，最后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愿望，来安慰彼此，体现了乐观旷达的胸怀。苏辙这首词，是在相聚中描写欢乐，最后却以“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这样忧伤的笔调写即将到来的离别，体现了他对兄长的深厚感情。

词的上阕主要写兄弟相聚欢宴的场景，极力铺陈久别重逢的欢乐。开篇二句直抒胸臆，“一何久”“七度”等词，反复强调离别时间之长，作者抓住“中秋”这个特定的节日作为时间的标记，显得非常独特。我们知道，苏轼一生几乎每次中秋都会写下纪念的诗歌，并且寄给苏辙，这些诗词大多成了广为传唱的名作。对于久别的兄弟来说，“中秋”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节日。“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两句是回忆去年苏轼在密州的生活和那首著名的中秋词。“明月不胜愁”五字，非常含蓄精练地点出了当时两人的心情。接着“岂意”二字一转，从离别的愁绪转入了相聚的欢乐。“彭城山下”“清河古汴”，这是用当地最具有代表性的景物来写二人这些日子来的共同游赏。苏辙这次随哥哥到徐州，待了有百日之久，其间兄弟二人想必把徐州各处名胜都游览了一遍。当然，游玩的乐趣不在景色，而在于人，这从“同泛”二字可以读出。这两句与“船上载凉州”一句，共同描写了兄弟二人月夜泛舟的欢乐情形。太守的船上灯火辉煌，鼓乐齐鸣，大船仿佛载着美丽歌声，随河水漂流，流向幽远的四方。

《凉州》本是唐代大曲名，从曲名来看，其题材应该是属于边塞一类，曲调必然带着悲凉。苏辙这里用《凉州》指代乐队吹奏的曲子，有意无意间，已流露出一种隐隐的悲伤。果然在“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二句中，前一句仍然是写船上歌乐游宴的清雅欢乐，后一句则忽然转写外面凄清的景物。一边是辉煌热闹的游船，一边是栖宿在寒冷汀洲上的被歌声惊起的鸿雁。两幕场景一对照，有无尽的意味。苏辙似乎想到，这短暂的相聚、片刻的欢乐，都无法改变外界环境的寒冷幽暗，无法改变兄弟二人坎坷的前途，无法改变即将到来的离别。于是全词的下阕，开始着重抒发对欢宴不永、离别在即的感伤。

过片三句，写“坐中客”的衣饰，突出其华美。联系下文，这种华美却能让人产生年华逝去、富贵不常的感慨。“素娥无赖”二句写月光的流转，渐渐偏西，预示着中秋即将过去，预示着离别即将到来。“曾不为人留”一语，有作者无限的埋怨，而却以“无赖”(无奈)解之，显得更加哀伤。“今夜”三句，以想象中分别之后的情形与眼前的场景作对比，“清尊对客”“孤帆水驿”二语写得极为清空，把原本浓重的离愁，表达得清远异常，也凄楚异常。“依旧照离忧”一句，主语依然是明月，其含义是：今夜的明月虽然照着相聚的二人，而明夜的明月，却又将如以前无数夜的明月一样，照着分别之人的离愁。“依旧”二字，含义极深。结句用王粲作《登楼赋》的典故(见本词注⑧)，想象兄弟二人分别之后，只能天涯遥遥相对，吟咏着《登楼赋》，来表达内心的思念和哀伤。

值得补充的是，苏辙当时写下这首词赠别兄长，苏轼读后认为它过于哀伤，为了劝慰弟弟，也次韵了一首《水调歌头》，其小序云：“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城百馀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词中以谢安等典故，表达隐居的情怀，并与弟弟相约早退，一起过“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的生活。苏轼词的感情，依然是乐观旷达，充满了对弟弟的安慰，很能体现作为一个兄长的爱怜之情，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两人性情、词风的区别。(姚苏杰)

链接 王安石变法。又称“熙丰变法”，为神宗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进行的政治改革。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激化，积贫积弱之势已成，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王安石主张改革“祖宗之法”，制定一些“合当时之变”的法度，通过理财，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维护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求治心切的宋神宗对此颇为赞赏，决定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这一改革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财政、科举、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主要内容为：(1)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宋政府从东南六路调运物资时，往往供需不符，且多求于不产之地，责于缺乏之时，以致“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豪商富贾趁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和物价。均输法即针对这些弊端而制定，规定按照实际需要征购东南物产，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为原则，尽量在较近的产地采购。既可调济馀缺，满足供应，减省价款和运费，又能夺“商贾之利”。还进行了漕运改革的尝试，召募商船与官船竞运，以绝漕吏奸弊。(2)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即官府每年两次贷钱或粮食予民，春贷夏还，夏贷冬还。每次借贷为期约半年，利息二分。听民户自愿请贷，第一等户每次借贷不过15贯，第五等户及客户不过1.5贯，馀等差有别。此法旨在保证农民春种秋收时不至缺乏种子和粮食，可以“赴时趋事”，并抑制豪强之家的高利贷，使其不能在青黄不接之际兼并农民。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发生偏差，成了强行抑配，加重了农民负担。(3)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十一月)。规定各地兴修水利，修筑圩堤，垦荒淤田，工料由受益民户按户等摊派，力不足胜任的，可向政府贷款，年息一分。大型工程，联合数州县共同负责。(4)募役法(熙宁四年十月)。即免役法。规定改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费用由管内住户按户等高下分摊。(5)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先后在开封、杭州、成都、扬州、广州等十余个大中城市置市易务，由政府垫付资金，平价收购滞销商品，俟市场售缺时再抛售。(6)免行法(熙宁六年八月)。宋代京师官府所需物资，例向各行商户科配。此法规定各商户据赢利多少交纳“免行钱”，不再向官府提供实物。(7)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为解决田产不实，税赋不均，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决定重新丈量土地，定其肥瘠，据以均定税额。(8)将兵法(熙宁七年)。有效地提高了宋军的战斗力，加强了宋的国防实力。详“置将法”。(9)保甲法(熙宁三年)。把农村民户加以准军事编制，相邻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者，出一人充保丁，选取主户中有“材勇”者充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农忙务农，农闲习武。每大保夜间由保丁例行巡查，维持社会治安，防止农民起义。(10)保马法(熙宁五年、六年)。先后规定开封府界诸县及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者可二匹;官给马或给钱听自买马，养马户可减免部分赋税。

元祐旧党之——蜀党。蜀党以苏轼、苏辙兄弟为首，吕陶等人为辅。因此派多四川人，故名。元祐初，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执政，尽废神宗新法。司马光死后，旧党内部因政见、学术之异趣，以及不同的籍贯和师生关系，分化为蜀党和以程颐、朱光庭、贾易为首的洛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的朔党。它们彼此争斗，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新旧党争。三党之争，固然源于政策分岐和儒学流派的不同，如朔党主张尽废新法，以司马光正统自居，蜀党则反对废除免役法，主张对新法取利避害。但更多的是无原则的意气之争和宗派倾轧，如苏轼对程颐言必称古礼的迂腐行为当众嘲弄，从此结怨。担任谏官的程颐弟子朱光庭、贾易遂上章弹劾苏轼在策问中讪谤仁宗、神宗。吕陶等人则交章弹劾朱、贾指鹿为马、公报私仇、为师泄愤。王岩叟等人支持程颐，孔文仲等人则力诋程颐“污下儉巧，素无乡行”，结果程颐、贾易先后罢职出朝。 此后三党交争不已，关系错综复杂，有些投机分子(如号称“杨三变”的杨畏)又交斗其间，使局面更加混乱。六七年中，三党党人罢废不一，洛、蜀两党未得大用，朔党则人多势众，处于主要掌权地位。旧党中的部分官员，如范纯仁、吕大防等虽未介入三党，亦为党争所波及。元祐末哲宗亲政后，章惇等新党东山再起，重掌朝政，遂将蜀、洛、朔党一网打尽，全部逐出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