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鉴赏《两宋词·王安石·浪淘沙令》王安石
王安石
伊吕两衰翁①。历遍穷通②。一为钓叟一耕佣③。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④。风虎云龙⑤。兴王只在笑谈中⑥。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注释 ①伊吕:伊,即伊尹,商初大臣。名伊,尹为官名。传说是奴隶出身,曾佣耕于莘(今河南开封附近)。商汤取有莘氏之女,他作为陪嫁而归商,后来受到汤王的重用,帮助商汤攻灭夏桀,成为开国功臣。吕,即吕尚,西周开国大臣。姜姓,吕氏,名望,字尚父,有“太公”之称,俗称姜太公。曾隐居垂钓于磻溪(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后遇周文王,并协助武王灭商兴周。②穷通:穷,困窘。通,通达,顺利。③耕佣:受人雇佣,从事耕作,指伊尹曾为奴隶。④汤武:汤,即成汤,商朝的建立者。武,即周武王姬发,周朝的建立者。⑤风虎云龙:《易·乾》:“云从龙,虎从风,圣人作而万物睹。”意为云从龙生,风从虎起,比喻明君得到贤臣,贤臣遇到明君。⑥兴王:辅佐帝王,兴邦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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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此词为怀古咏史之作,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和政治色彩。关于该词的写作时间,有人认为写于王安石拜相初期,借古喻今,以伊、吕自况,表现了词人欲与伊、吕一争高低的雄心壮志,并表达了自己对宋神宗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也有人认为是晚年闲居时所写。我们采用后一种说法。
作为积极推行变法革新的政治家,王安石虽遭两次罢相,退居金陵,但并未全然忘怀时事,正如他所说:“尧桀是非时入梦,因知馀习未全忘。”(《杖藜》)他常以周召、孔孟自比,曾说自己“达如周召,穷似丘轲”(《诉衷情》)。这首词在对伊吕身遇伯乐的赞羡中,流露出自己从政失意后的壮志难酬和苦闷难遣之情。
词的上阕追述伊尹、姜尚两位中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贤相的穷通命运,发出英雄才士需遇明主而后能成事业的感叹。伊尹曾为奴隶,“耕于有莘之野”(《孟子·万章上》),吕尚曾为钓叟,垂钓于渭水之滨。他们遇到了商汤和周文王周武王,才从穷困潦倒转而得以平步青云,实现平生志向。假如当时没有这种际遇,英雄怕是任由白发苍苍,也永无用武之地了。
词的下阕赞美伊尹、吕尚分别辅佐商成汤、周武王成就帝王大业的丰功伟绩。作者称羡伊、吕遇着明君,便能虎啸生风,龙起云从,充分发挥其才能。君臣亲善无间,谈笑之间伊、吕便助君王成就了千年万载的稀世之功。最后两句作者感慨,千百年来无人能与伊吕争功。言外之意深含对贤德明君的赞赏渴望。“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显得同样忧愤深广。
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王安石早年即有“矫世变俗之志”。作为变法革新的积极推行者,王安石当然希望能通过统治者的支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清代张宗櫹《词林纪事》引王士禛话说:“假使当时俱不遇,老了英雄,舒王自负语也。”他在词中显然以伊、吕自况,期望能像他们一样有机会为国建功立业,干出一番事业。但两次罢相的坎坷仕途经历已使作者深受打击。这种遭遇必然使作者对伊、吕能际遇明君,实现自己的志向羡慕不已。因此,对伊、吕二人的追忆,正是对现实明君的渴望。
全词不是为怀古而怀古,而是借古论今,暗寓自己的感慨际遇,饱含作者的满腔激情。宋王灼《碧鸡漫志》云:“王荆公长短句不多,合绳墨处,自雍容奇特。”作者有感而发,率性任情,不作文字游戏,绝少艳词丽句、儿女情态,多是描摹景色、抒发一己之感与怀古之叹,具有鲜明的个性,往往会从自己的人生感受出发去深思历史和现实,立意高远而深刻。这与宋初一些无愁强说愁、雕琢堆砌的词作,情趣迥异。从此词也可以看出,词的功能已经开始由娱酒佐欢向言志自娱转变了,这也是词风向诗风靠拢的标志之一。王安石这种以怀古为题而豪气纵横的词作,不为音律、题材、格式等束缚,对后来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李飞跃)
链接 王安石的文章观——“适用为本”。作为改革家的王安石,特别强调文学的经世致用,以“适用为本”作为他文学观的核心。他在《上人书》等文中明确提出:“文者务为有补于世。”他把文辞比做器物上的“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虽然王安石也不完全否定文辞,但他还是明确地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王安石作诗喜翻案。王安石个性执拗,这一特点在作诗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特别喜欢在诗歌中翻案,许多诗歌还成为诗歌史上的名作,如他所作的《明妃曲》。历史上咏王昭君和亲这一题材的诗歌可谓多矣,但王安石在诗中为毛延寿翻案,说王昭君的悲剧并不是毛延寿所造成的,所谓“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诗歌最后以明妃的失意遭遇为主题,讽刺了君王的昏聩。又如《乌江亭》一诗,早在晚唐时期,杜牧已有《题乌江亭》一诗作出了翻案:“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王安石在杜牧的基础之上又翻出新意,其中有云:“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但也有故作翻案,反而弄巧成拙的,如他将南朝梁代王籍《入若耶溪》中的名句“鸟鸣山更幽”改成“一鸟不鸣山更幽”。
政事堂刻石。据王暐《道山清话》,宋太祖曾反对用南人为相,并亲笔书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于政事堂上告诫子孙。真宗朝南人王钦若为相,吏辈移石他处。自神宗朝后南人王安石、蔡确、章惇相继为相,刻石为人窃去,遂不知所在。又称陶榖《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等载其事甚详,然书已皆亡。考宋太祖、太宗两朝确无南人为相之例,故政事堂刻石之说历来并无异说。然有学者认为,宋初无南人为相并不能证明刻石存在。太祖初期,国境未逾江南,先朝重臣和股肱心膂中有任宰相资格者,亦无南人在内。其后南土渐平,南人入朝者多为降臣,亦自无拜相立朝之理。至真宗朝,南人以科第起而积资可任宰相者渐有其人,北人因政治特权动摇,难免对南人侧目,神宗朝,北人地位落于南人之后,王安石变法又广致非议,故有人杜撰“刻石”之说,意在从根本上否定变法。因无更多史料为证,其真伪迄今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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