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散文

两宋散文

“宋文”，包括北宋与南宋的散文、骈文和笔记文等。它的成就同样是十分可观的。不论是内容或形式上，以及语言、风格等各个方面，都比前代有了新的发展和开拓。特别是宋代散文洋洋大观，其成就更为杰出。唐代兴起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经过北宋的诗文革新才最后完成的，并由此建立起“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传统。元、明、清各代的散文家，多奉宋文为学习典范，其影响至巨至深。

在宋初文坛上，第一个表示要作韩、柳的继承者、倡导古文的人是柳开。他原名肩愈，字绍先。后来改名为“开”，字仲涂，意为“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又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开宝进士，官殿中侍御史，主张作文能助教化，反对宋初华靡文风，作品文字质朴。继之而起的是翰林学士、知制诰，为人忠直敢言，诗文风格简古淡雅的王禹偁。他们对宋初文风不满，主张革新，在继承与发扬唐代古文传统，创造有宋一代新文风起到开山作用，但成就还不大。

经历了数十年后，穆修、石介和尹洙等人在真宗、仁宗文坛上出现，大力提倡古文，猛击流行的“西昆体”文风，并得到范仲淹等人的鼎力支持，文章的革新运动才真正打开了局面。至及欧阳修以自己的政治声望、作品典范和俊睿的理论观点，有力地推进了宋代古文运动，并取得了成功。后又经过王安石、曾巩和“三苏”的一系列的努力，使宋代的古文运动又取得了新的进展。所以，世人将北宋的六家(欧、王、曾、三苏)同唐代的二家(韩、柳)，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在他们的竭力推进和巨大影响下，以奇句单行为特征的古文，终于取代了骈文(宋代称为“时文”)，成为文坛的统治文体和无施不可的日常应用工具。特别是南渡以后，当抗金爱国成为诗词创作的重要题材时，散文这一文学样式，更直接成为政治斗争的锐利武器。当然，骈文并未从文坛上消失，而且经过变革后，带有散文化的新面貌重新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下。这时，它已大异于唐代和六朝的骈文了。

北宋散文大家，其风格各不相同。欧文简洁明畅，平易通达而又富有情味;曾文接近欧阳文风，用思入微，层次清晰，富有说服力;而王文与欧文的“纡徐委备”(苏询语)不同，言辞犀利，见解超群，笔力峭拔;苏轼散文，各体兼备，文风也随文体不同而略有区别，其共同特点是文从字顺，“悦然于心”，纵横驰骋，文姿横生。

南宋文坛，其文况略有变化，“上书言事”的政论散文十分活跃。这里，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有胡铨、陈亮和叶适。终生“布衣”的陈亮，却纵论天下大事。其文以“意与理”为基础，体不诡异，辞不险怪，宏富典丽，表现了“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文风。叶适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原是一个有着进步哲学头脑的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也是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文学家。他能文能诗，而散文成就更大。在这里，必须特别提到的是一位曾为后世诗文界所忽视而在南宋文坛上居诗文大家地位的王十朋。他不仅是南宋政坛上“一代伟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语)政声浩荡，而且也是以文章名节彪炳一世的文学巨匠，为南宋诗坛“四大家”开了先河。可惜，在后世，他的煌煌文名却为其赫赫政声所淹没。

两宋时代，还涌现了大量笔记杂文，内容富赡多彩，成就超越前代。北宋欧阳修和苏轼等人，在写作长篇宏文之外，也写过不少笔记文和小品文。到了南宋，写作笔记竟成了一种经常运用的著作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著名的作品有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方勺的《泊宅编》和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等等。罗著《玉露》评论艺文，褒贬人物，指陈弊政，往往别具识见，言约意丰，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