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辞赋与骈文

检索首页·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精讲·第二篇 散文、辞赋、骈文专卷 下册·中国古代辞赋与骈文

辩证思维告知人们，宇宙万物万事均有自己的演变经历。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诸多文体，概莫能外地经历了发生、发展和衰微的过程。骈文，当然也不能例外。以下略述三个问题：

(一)骈文发生、定型与兴盛

所谓骈文，就是骈体文，也称骈俪文。这是因为它全篇均以双句(即俪词偶句)为主，两两相对，有如并驾的两匹马。所以叫它为“骈文”。骈者，两马并驾之谓也;俪者，为夫妻成双之称。这就是“骈文”这个称谓之由来。

骈体文的发生与成立，当然经过一段演变过程。一般认为，东汉以来，文章开始骈偶化。其实，如论骈偶之源流，比这更为久远。文章对偶句的出现，可上溯至《尚书》和先秦诸子散文。在《论语·卫灵公》中，就有“言忠信，行笃敬”这工整对仗的句子;常说的“满招损，谦受益”的对偶句，就出在上古散文集《尚书·大禹谟》之中。特别是秦代李斯《谏逐客书》，其中对偶、排比句达十之七八，骈化已至相当程度，故后世尊它为“骈体之祖”。不过，这不是普遍现象，真正使文章骈化，却开始于汉代的辞赋。西汉后期，及至东汉，不仅辞赋骈化趋重，而且在散体文中也加深了骈俪化。至此，它还只是作为一种文章修辞手法而已，并未普遍化和标志化，更未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近人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望，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这说明文章骈俪化，正在逐步向骈文之体移进。魏晋之后，它已日趋定型化;南朝齐梁之世，更臻精工，达到完全成熟阶段。至此，骈文的几个标志性因素，如文句的排偶、辞藻敷设、典事运用和声律讲究等，都集中体现在当时的各种文章之中。骈文发展到南北朝庾信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人认为，人们将历来积累的偶对、用事、敷藻和声律等成果，运用于诗，则出现了“宫体诗”;运用于文，则成为骈体文。王瑶在《徐庾与骈文》中，曾说过：“徐庾主要成就，即在将宫体诗所运用的隶事声律和缉裁丽辞的形式特点，完全巧妙地移植到‘文’上;使当时的骈文凝固成一种典型的文体，而成了后来唐宋四六文和律赋的先导。”王氏将骈文定型化之因及时期，全部归之于徐庾的移植之说，是否完全符合骈文发展的实际，当作别论，但指出诗与文在用事、对偶和声律方面的互动与渗透的事实，是可取的。至于骈文定型之功在于谁和在何时的判断，尚可再说。

南北朝是崇尚骈俪的时代，骈文这种特别重视形式美的文体，受到了当时统治者和广大文士们的普遍欢迎。于是，文坛上骈体盛极一时，不论诗文或辞赋均趋于骈化，甚至日常应用文，包括政府文告和私人书札等，莫不骈四俪六，出现了骈文畸形发展的现象。

对于这个时期的骈文如何评价，历来有不同看法，不少人持完全否定的立场，但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比较客观的评议。比如有人在批判了它在内容上思想价值不高的同时，也指出：“单就形式美来说，对文学发展来说，也还是一个成就，因为没有南朝文士的讲求，便不能有盛行于唐朝的文学。”(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其实，从骈文的发展过程、骈文的总体趋向和骈文对后世文学影响等方面，加以综合剖析，似乎不难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在南朝骈文中，也不乏裁对隶事和选声调色等技巧运用得好，使内容与形式臻至完美的优秀作品流传至今，受人赞赏与传诵。

(二)、南北朝骈文之特征与作家、作品

同其他文体作一比较，骈文自有独特之处，其主要特征有四：

第一、讲究对偶。骈文要求上下两句，语句结构并行、对偶，即除了句首句尾的虚词，以及共有的句子成分之外，上下联的字数要相等，句型和词性等均须相互配对。不仅如此，它还要做到“骈四俪六”，即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且要分别“事类”属对工整。比如：天对地、日对月、春暖对冬寒、看山对望水和佳菊对秀兰等等。骈文的这种严格要求，只有我国汉字才能提供这个特殊条件。汉字是一种单音独体的方块字，一字一音，一音一义，非常有利于骈文构成“高下相倾，自然成对”(《文心雕龙·丽辞》)的对偶句。据《参考报》说，汉语，在世界上虽是最难学的，但对机器人来说，是最简单的语言。英语系统共有40余万个不同音节，而汉语却只有1932个单节。可见，我们方块汉字，是有不少优越之处的，将会永生。对偶，是骈文中最基本的特征。

第二、讲究声律。声律与对偶紧密相关，因此，骈文还要求字声平仄相对。因为对偶和用典敷藻都是“诉诸视觉的形态色泽美”，而声律则属于“诉诸听觉的声调美”(用王运熙说)。骈文声律的基本原理与唐代律诗相似，均要做到：同音相应，异声相配，声音迭代，相衬相显。骈文的声律，形成于梁陈时代，到唐代方始定型。以 “四六四六”句型为例，其声律规则是：

①——||，——||——;||——，||——||。

或者：

②||——，||——||;——||，——||——。

其他句型，依此类推。

第三、多用典事。所说“用典事”，就是指征引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语词。原来用典目的在于“援古证今”，是一种一般的修辞手法，在先秦诗文中也是常见的。而骈文却把“用典”扩张为语言表达上一个标志性的特征。但骈文之隶事用典应有所控制，不是越多越好，而必须注意三点：一是，穿梭古今距离的频次不能太密;二是，文章之妙，不在事事证实，用事过多，伤于板滞;三是，用典务必剪裁融化，不使露出典故原貌。

第四、重视敷藻。简言之，文章要注重文采。就是用词藻把文句和文章修饰得很华丽动人。因此，骈文特别喜爱描写风花雪月、美色金玉、丽水香草和珍禽异兽等类的艳丽词藻。这样，往往使作品缺乏真情实感，而流于浮艳。

从上述特征看出，骈文，是一种特别重视形式美的文体。它有优点，也有缺陷。其优点，主要是：形式整饬，富有建筑美;音韵和谐，富有音乐美;语言精工，赏心悦目。但它过分追求形式整齐，往往流于单调板滞;它过分拘泥于平仄，不但影响内容的表达，而且也失去语言自然节奏的美感;它过分隶事用典，常使文章繁冗累赘，隐晦难懂，且靡丽过甚，常与情理相悖。所以，典型的“四六文”，就不及骈散相间的文章来得活泼。

南北朝时期重要骈文作家与作品：

在这个时期的大量骈文作品中，确也有一些内容比较充实，思想比较深刻，而文笔也属上乘的佳作。如从骈赋合流角度审视，(人们将这时期的辞赋称为“俳赋”)，其作家、作品就会更多一些。比如——

刘宋鲍照的《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等。前者是凭吊广陵的作品。鲍照借西汉曾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建都的吴王刘濞叛乱失败的故事，讽刺刘宋大明年间竟陵王刘诞的割据反叛。其中将广陵昔盛今衰作了生动对比，对于乱后荒凉景象的描写尤为动人，颇具“驱迈苍凉之气，惊心动魄之辞”(姚鼐语)。后者是南朝最早以骈体描写山水景物的名篇。许梿评说此文“烟云变灭，尽态极妍”，富有古朴风韵。

萧齐孔稚珪《北山移文》，也是著名的骈文。虽然它用的是“檄移”文体，实际上是一篇颇具典型性的骈文。据说假隐士周子(有人认为是周颙)，原隐居锺山，后来奉诏出山作了海盐令，任期届满入京，将便道再访锺山。对此，孔稚珪代锺山神灵写了一篇谴责性移文，对周子表示愤怒的拒访。整篇文章都用妙想天开的拟人手法，使山岳草木都充满嬉笑怒骂的声音和姿态。在习于歌功颂德的骈文中，这是一篇难得的辛辣讽刺杂文性文章。

萧梁江淹的《恨赋》与《别赋》等。江淹是南朝优秀骈文作家，与鲍照齐名，“恨”、“别”两赋，是他的著名代表作。《恨赋》写历史上著名帝王将相、英雄烈士“饮恨吞声”的死，取材同汉魏以来咏史诗非常接近。同样是死，由于各人的境遇、身分不同，写法也就不同。如写秦始皇的死，着重写他的功业与雄图，以突出其“一旦魂断，公车晚出”的无穷遗恨。写嵇康的死，则侧重刻划他在临刑前那种泰然自若的气度。他的《别赋》也很别致。它写了壮士、剑客、道士和情人等各种不同人物的“黯然消魂”的别离，或临刑衔涕伤神，或别后四季相思，或慷慨悲歌，或缠绵往复，写得丰韵多姿，富丽高华。

萧梁刘勰《文心雕龙》。这是一部用骈体写成的我国第一部体系最完整、结构最严密的系统论述文学理论的专著，此书写成于萧齐末。全书十卷、五十篇，分上、下两编，其内容除了最后一篇《序志》之外，其余四十九篇，除序言外，大体可分四大部分，即：总论(1-4篇)，文体论(5-25篇)，创作论(26-43篇)和鉴赏论(44 -49篇)。“这样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样严密的写作结构，占有材料之丰富，探索问题之广泛，是空前未有的”(《文心雕龙注·出版说明》)。书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代的文学现象，提出若干很有见地的观点，把文学理论批评推向新阶段，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杰出著作。但在“征圣”、“宗经”等问题表现了思想局限;在论及丽辞、用事和声律等方面，也未能摆脱当时文风的影响。

南北朝时骈文、俳赋成就最高的作家是北朝的庾信，《哀江南赋》是其主要代表作。所取题材，类似他的《拟咏怀》组诗，都是他晚年寄寓北周怀念故国、自悼身世的作品。赋中追记了他的身世，详述了“侯景之乱”、梁元帝为西魏所灭和梁敬帝为陈霸先篡位等一系列史实，有揭露、有谴责、有怀念，感情沉痛，文辞凄恻。他的这篇赋同颜之推的《观我生赋》，同为人们所赞扬，是“梁末史事的实录”，具有史诗意义。庾信的另外一些抒情小赋，善用比兴手法，技巧成熟，成就很高。如《枯树赋》、《小园赋》等，历来为人传诵。特别从《小园赋》，看出作者善于在骈文中运用白描手法的高超技巧。

除上述各家之外，还有刘宋谢惠连的《雪赋》和谢庄的《月赋》，风格清新隽永，素为后世所称道。徐陵的骈文在梁代，曾与庾信齐名，是南朝最后一名骈文大家。他的《玉台新咏序》，正体现了骈文“五色相宜，八音迭奏”的特色。

此外，还有一些历来为人传诵、带有骈化了的书札短篇名作，比如：

萧梁陶宏景《答谢中书书》云——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 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 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萧梁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也很有名。这一书札，几乎通篇骈句，但风格隽秀，并无繁冗堆砌、浮华艳丽之疵瑕。这是一幅摹绘居处山水胜景的水墨画。

这两篇作品形式上虽称“书札”，实际上，它们都是我国以骈体写出的较早的游记文。

梁代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更是著名的书札佳作。这原是一封以骈体写的劝降书。投书对象为陈伯之，曾历仕齐、梁两朝，后投奔北魏。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命临川王萧宏率军北伐，宏即命纪室丘迟作书劝陈返南，并收到了“阵地归降，率军返梁”的良好效果。为什么一纸劝降信，能有如此巨大力量呢?只要大家亲读此书，即知此说不谬。

(三)、唐宋骈文之新变与延续

①唐代骈文：

首先，从初唐至盛唐，这个时期的文风直袭六朝。

在诗坛上，虽有初唐的陈子昂革新派和“初唐四杰”改进派的大力倡导和实践，终于甩掉了“上官体”的梁陈旧风，端正了唐诗的发展方向。但是，在文坛上，仍大扬六朝余波，盛行讲究辞采的“四六”骈文和限韵的应试律赋，并成为当时文坛的统治文体。唐太宗功业显赫，而为文却仍学徐庾体;连具有热烈革新精神的陈子昂、魏征等人，文字应酬和一切奏章，还是以骈体写作。“初唐四杰”成就最大的王勃，骈文作品的精工，却超过了六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庾信)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果然，王勃竟成为这个时期骈文作家的重要代表者之一。他用骈体所作的《秋月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省称为《滕王阁序》)，成了传颂不衰的名作。

初、盛唐之际的重要骈文作家还有：

当时号称“燕许大手笔”的玄宗时中书令、燕国公张说(yuè悦)和开元间居相位的许国公苏颋(tǐng艇)，都是朝廷重要文件的撰作者，在诸多文章中，不少都是用骈体写成的。

一些在古文运动中，曾是竭力反对骈体文的作家，如盛唐的李华和稍后的柳冕、韩会等人，虽然在古文倡导与实践中取得了成就，但在一般应用文字中，仍未能同骈文完全脱离干系。

其次，在中古文运动中，骈文也发生了变革，出现了一种新体骈文。

“骈变”的先驱者，是盛中唐之交的刘知几和陆贽。而韩愈正是陆贽的“科举所取之士”，彼此关系密切。陆贽撰有若干有影响的骈文名作，其中《奉天改元大赦制》就是一篇能使骄将悍卒也为之感激涕零的“罪己诏”，行文舒卷，一气流转。在这里，传统骈文那种刻意经营痕迹和浮艳词藻都不见了，很有生气。

中唐骈文新变的主将，也正是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与柳宗元。

人们会感到不解，以古文奠基者名世的韩、柳，怎么又成了骈文的革新家?是的，人们常说的“唐宋八大家”，一般均认为是散文大家，殊不知他们同时又是骈文大家。对于后者，后世缺乏应有的研究，他们骈文成就为散文之名所遮盖。直到近年来，才出现有识之士的研究文章。据一些研究者的不完全统计，唐代韩、柳二家，仅就碑志、书启和表状三类文章的统计，二家合计373篇文章，其中骈文约占40%左右，柳文中的骈体比例大于韩文，约占一半以上，韩只占三分之一左右。他们在碑志、杂记文中，大都用散体，而在书启、表状文中，则绝大部分用骈体写成。宋代六家(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三苏”)也有类似情形。

唐宋八家骈文多半属于变革后的新体骈文。其标志有四：一是融合古文的气格，使骈体发生“一振”之变;二是也讲丽辞修饰，但又刻意避俗就新，词气质直，用典少而醒豁;三是，常借嵌入虚词，带动文句和行文，使其具有流转的节奏感;四是，坚持骈文不用韵，(至少不全篇用韵)，以便同用韵的辞赋区别开来。后人将韩柳(何止韩柳)一些“非赋似赋”或“非骈亦骈”之文，如韩愈《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和柳宗元的《答问》等，常跨选本编人，或者在文体归属上争讼不休，其根子就在于此。

唐宋八家的新体骈文，对于古体骈文，是一种范式的变换，它开启了横跨唐宋两代，乃至后世千秋万代的新文风，影响至巨至深。

中唐新体骈文主要担当者韩愈与柳宗元，均有不少其有代表性的作品传世。韩文中的《为裴相公让官表》、《为韦相公让官表》两篇作品，真正代表着完整、规范意义的韩愈骈文。而柳宗元的骈文，虽然有所变异，但“不失六朝规矩”，产出既多，受后世欢迎者亦众。比如《永州新堂记》、《龙安海禅师碑》、《为王兆京贺雨表》和《谢西川武相公启》等，均为名篇。柳宗元的“厅壁记”中，同是以骈体出记，但少年作品《邠宁进奏院记》同后来所作的《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就各具特色：前者乃作家身处庙堂之作，骈体以精整见长，“燕许旧规，亦宏壮可喜”(清人何焯语);后者则骈散兼行，挥洒自如，“森严钜丽，是大手笔”(蒋之翘语)，明人唐顺之也说：“通篇无一浮语”。柳文中的“启体文”，往往继承书札陈情求告的主题，出之以骈文形式，注入自己的感情和希望，使“启”的一般应酬性质发生了改变，取得意外效果。这里的典型作品就是《上西川武元衡相公抚问启》。文中巧用孟明、曹沫连遭败绩的明典，又引了范睢、孙膑两个东山再起的暗典，既致慨于当下，又寄望于未来，多种感情与心态注于一文，感人至深。

唐代的新体骈文，随着古文运动的逐渐衰微而失去势头，加上社会的原因，那种形式华丽，内容空泛的“四六文”，又乘机反扑，在晚唐文坛重新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段时间，从晚唐开始，经五代十国至北宋初期，共历100余年。

②宋代骈文：

自从赵宋当国，宋初文坛承袭唐末、五代余习，骈文盛行。徐铉、杨亿和刘筠等人，都是当时的骈文大家。他们的作品恪守晚唐规矩，写得比较典雅庄重。但仍然流露着虚美与夸张，造成了浮靡的文风，因此，尽受古文家的抨击。

北宋中期，文坛出现了以欧阳修为首的欧、王、苏三大古文家。在取得古文改革胜利中，他们对骈文也进行革新，使宋代骈文带有自己的时代特色。这以后的发展，大体有这样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北宋后期——宋式骈文新风之肇启。

这时期朝廷文诰和奏章等文字，大都用骈体写成。当欧阳修经手这类文字时，则大力倡导以古文气势，运用骈俪之句，尽量让骈文向散文靠拢。苏轼、王安石等仿效其体，于是，使宋代骈文很快具有新时代的体格，不仅不同于六朝骈文，与唐代骈文也有了很大差异。如欧阳修的《上随州钱相公(惟演)启》，是公认的名篇，其佳处在于：它从欧阳公早期骈文的“雕绘纷华满眼”风格中跳了出来，成为高步瀛所说的“言情运事皆佳，然已纯为宋调矣”;后学苏轼和王安石等人的仿欧风格的骈文纷纷出现，使宋一代的骈文开启了新风气。

这里着重介绍王安石的祭文名篇《祭欧阳文忠公文》。欧阳修是王安石当年的引荐者又是后来的政治反对者，面对如此复杂的祭奠对象，怎么写好这篇祭文，众人拭目以待。而作者却镇定地以自己独有的“拗折”手法(包括议论拗折和抒情拗折)将情与理的矛盾，加以妥善的处理，从而写出了千秋传颂的祭文名构。它得到了古今名人的称赏。明茅坤认为：“欧阳公祭文，当以此为第一。”

第二时期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前期——破除“四六”旧格，骈文散化了。

这个时期的宋骈文有个显著特点：破了四六旧格，多用长句。宋人谢伋《四六谈麈》云：“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多用全文长句作对。如“以二百五十亩公田之入，尽归酒姥之家;为三万六千日醉乡之游，独占地仙之籍”。他们中有些骈文，多用虚词，更使文章散化了。

第三时期是南宋后期——散体化的宋式骈文仍在延续。

这时人们作启修表上书，仍在大量借助于骈文。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方岳和李刘等人。《四库全书总目》对他们的作品，均加以肯定与赞扬。认为方岳用骈俪之法来叙事，是件难办之举。但在《两易邵武军谢庙堂启》中，虽用了四六句，而“不用古律，以意为之，语或天出”。

实际上，骈文不单单在南宋文坛上延续，而且在元、明、清各代都在继续流传着，在清代还出现过骈文中兴。唐宋的古文运动恢复了散文的传统地位，改变了骈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但由于骈体本身在客观上有着自己的存在价值，因此，虽然屡屡受到非难与打击，被排斥在文苑之外，可是，在应用范围内一直是古代官吏与文士们习用的文种。故而不断打击，不断“死灰复燃”，六朝繁盛之后，不仅没有泯灭，而且时有“中兴”现象出现。其实，骈文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作出全面研究，深人剖析，加以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