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散文·叶适·史记

两宋散文·叶适·史记

述作其难事乎! 孔子之时，前世之图籍具在，诸侯史官世遵其职，其记载之际博矣，仲尼无不尽观而备考之。故《书》 起唐、虞，《诗》 止于周，《春秋》 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其在于上世者，远而难明，故放弃而不录，录其可明，又止于如此，然则可谓简矣。使仲尼之意犹有所未尽而必见于他书，则法当益详; 惟其以为不待他书，而古今之世变已尽见于此矣。然则法简而义周，后世可不深思其故哉!

夫尧、舜相继二百余年，而 《书》 之所纪者十一篇，今其在者二篇而已。尧、舜之大法垂于无穷者，既已尽见于二篇之中，然则果不欲其详也。且以世求年，以年求时，以时求月，其问事之常否，人之贤不肖，政之迁革，是何所不有，安得而尽录之? 夫其随世而化，则不著见于后世何伤! 盖其治乱兴衰，圣贤更迭，与夫桀、纣之大恶，不可使之不传; 而纤细烦琐，徒以殚天下之竹帛而玩习后世之口耳者，圣人固宜其有所不录也。噫! 太史迁不能知圣人之意，而纷然记之为奇以夸天下者，何耶? 迁出秦人之后，诸侯之史皆已燔灭而不可见，然犹傅会群书，采次异闻，如此其多。使迁如圣人尽见上世之书籍，衒其博而不能穷，将如之何耶?

战国之人，尚诈无义，贼天地君臣之大经，苟以奉一时之欲;而楚、汉之兴，其事迹又皆已浅近苟且而不足信。使圣人处此，固绝而不书，虽书之且不使尽见。何者? 天下之事，惟其有一人述之，是以不可磨灭。若夫豪商、大贾、奸人、刺客之流，优笑之贱，日者之微，莫不奋笔墨之巧以示其能，使后世之士溺于见闻而不能化，荡于末流而不能反，又况残民害政之术尽出于其中哉! 嗟夫! 其意深矣，远矣。此述作之所以为难，非圣人不得尽其义者也。

战国之时，著书甚众，更秦皆不复行。苟使六经之学得不泯绝于世，则诸子异说亦可以已矣。自迁发其端，而刘向始尽求而叙之，异端之学遂以大肆于后，与圣人之道相乱。呜呼! 天下之人所以纷纷焉至今不能成德就义而求至于圣贤者，岂非迁之罪耶! 读其词之辨丽奇伟，而纵横谈说，慷慨节侠，攘臂于征伐之间者，皆蛊坏豪杰之大半矣。

夫至言大道不足以辨丽奇伟，而辨丽奇伟必出于小道异端，然则迁之得失，尽见于此矣。其叙秦始皇、汉武帝巡狩、封禅，穷奢极欲，与其尽变先王之政以开货利之门者，本以示讥耳。然后世即其术而用之，与夫战国、秦、楚之事，皆天下之人所资取以为不肖者。然则述作之大义，夫岂易哉! 后世病史之难，以为不幸无迁、固之才，是类出迁、固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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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选录于《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六之《进卷》。

《水心别集》收文厘为十六卷，其中第五至第七卷，均为叶适对有关经史子集专著的评议之作，共十五篇，包括：《诗》、《易》、《书》、《春秋》、《周礼》五部“经书”，又《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五代史》五部史书，还有《老子》、《管子》、《庄子》和《太玄》，以及《孔子家语》五部子集。对这些著作，叶适均作了评述，本书选录的《史记》，就是其中之一。它对汉人《史记》及其作者进行了毫无遮拦地评述，至于其立论之正确与否，尚待读者对其评说再行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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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五节文字，正是五段内容——

第一段(1节)：修史是件难事，孔子修订“五经”;

第二段(2节)：史事纷繁难以尽录，太史迁却大“衒其博”;

第三段(3节)：不足信之事不录，“非圣人不得尽其义”;

第四段(4节)：太史迁首发其端，异端之说“大肆于后”;

第五段(5节)：子长“本以示讥耳”，“后世即以其术用之”

第一段：修史是件难事，孔子修订“五经”

述作其难事乎! 孔子之时，前世之图籍具在，诸侯史官世遵其职，其记载之际博矣，仲尼无不尽观而备考之。故《书》 起唐、虞，《诗》 止于周，《春秋》 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其在于上世者，远而难明，故放弃而不录，录其可明，又止于如此，然则可谓简矣。使仲尼之意犹有所未尽而必见于他书，则法当益详; 惟其以为不待他书，而古今之世变已尽见于此矣。然则法简而义周，后世可不深思其故哉!

一、诠词释句：

述作——述，阐述前人成说;作，创作。语出《论语·述而》：“述而不作”。后用来泛指著作。

《书》起唐、虞——此“书”，指《书经》、《尚书》。它是我国上古史文件之汇编。相传孔子编选成书(后世多有异议)，儒家列为经典之一。它为我国记言文之祖。记事自唐尧、虞舜、三代至春秋秦穆公之时。

《诗》止于周——《诗》，即《诗经》，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东周中叶——春秋陈灵公止，约历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作品。

《春秋》著于衰周之后——这是指编年体春秋史书，是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修订而成的。它为儒家“五经”之一。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计二百四十二年。“衰周”，即东周，是周王朝分崩离析的春秋末期。

史体杂出之句——这是说，《书》、《诗》、《春秋》等，虽然体裁不同，反映的内容各有所属，但它们作为述史之书，则是相同的。叶适在另一处曾说过：“详如可言莫如周(代)，言周人之最详者，莫如《诗》。”(《水心别集·进卷之五》)

法简而义周——这是指记载上古史事之书，(如《书》、《诗》、《春秋》等)，文辞虽然简括，但其内涵之义理却很周详。法，此指记述之规则与方法。

二、略述大意：

撰作史书确是一件烦难之事啊!在孔子那时，前世的图籍俱在，各诸侯国的史官们世代遵守自己的职业本分，所记载的史事甚为广博。仲尼孔子编订“五经”时，无不尽览有关书籍，并据以考订了自己编修的各书。《书经》记事，上起唐、虞三代，下至春秋秦穆公;《诗经》则录诗止于东周陈灵公;《春秋经》则撰于东周——春秋末期。它们虽然体裁不同，反映的内容各有所属，但作为述史之书，则是相同的。自尧、舜以来数千年的历史变迁，统统都已反映了出来。对于上古时代史实远而难明的，只得弃而不录，只能记叙有根据的可明之事。因此，这些上古图书，记事就比较简括了。这样，使得孔子原有的编辑意图未能完全实现，务须参阅其他书籍，其记述的文辞当更加详尽。不过，即使不待他书，而古今历代世事变迁的大体面貌，在这里，也已经可以看出。

第二段：史事纷繁难以尽录，太史迁却大“衒其博”;

夫尧、舜相继二百余年，而《书》之所纪者十一篇，今其在者二篇而已。尧、舜之大法垂于无穷者，既已尽见于二篇之中，然则果不欲其详也。且以世求年，以年求时，以时求月，其问事之常否，人之贤不肖，政之迁革，是何所不有，安得而尽录之? 夫其随世而化，则不著见于后世何伤! 盖其治乱兴衰，圣贤更迭，与夫桀、纣之大恶，不可使之不传; 而纤细烦琐，徒以殚天下之竹帛而玩习后世之口耳者，圣人固宜其有所不录也。噫! 太史迁不能知圣人之意，而纷然记之为奇以夸天下者，何耶? 迁出秦人之后，诸侯之史皆已燔灭而不可见，然犹傅会群书，采次异闻，如此其多。使迁如圣人尽见上世之书籍，衒其博而不能穷，将如之何耶?

一、诠词释句：

《书》之所纪者十一篇二句——《尚书》的篇数，据《汉书·艺文志》载，原有一百篇，秦焚书后，汉初据秦博士口授得二十九篇(实为二十八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体书写，称今文《尚书》。至于古文《尚书》，用古文书写，比今文多出十六篇。但经后世的大力考证，公认古文《尚书》为东晋人伪造，故不足为据。文中所说“十二篇”，不知何据。“今其在者二篇”，也未详何指。

尧舜之大法——大法，原指重要法则。此谓尧舜时治政、牧民的法理规制等治国之道。

以世求年等三句——是谓世世代代、年年月月、时时刻刻，时序之不断推移，世事之随时变化。

何所与安得与盖——何所，即无所。安得，怎么能得。盖，发语词。

纷然与傅会——纷然，众多貌，或杂乱的样子。傅会，同“附会”。此有傅辞会理之义，指文章的经营缔造。刘勰曾说：“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见《文心雕龙·附会》)

衒其博而不能穷——衒(xuàn炫)，炫耀。此句是说炫耀他的无尽广博的知识与学问。

二、略述大意：

唐尧与虞舜在位相继二百余年，而《尚书》所纪录的有十一篇，如今存在的只有二篇而已。尧舜时的治国大法，垂范于后代无穷之世，已尽见于二篇之中，不必再求过分详实了。况且，世世代代，年年月月，世事随时变化，其间发生的事变是当与不当，人物之贤与不肖，政事变迁与改革，是无所不有的，怎么能够完完全全地纪录它呢?那些随着世情而变化之事，即使没有再现于后代，又有何妨!至于世间的治乱兴衰、圣贤更迭，以及桀、纣那种大恶大奸，却不可不传啊! 可是，一味追求烦琐细杂，只会竭尽天下的纸张笔墨去“忽悠”后世人们的蠢事，圣人是不干的，本来就要求有选择地采录的。唉! 太史公司马迁，未能洞悉圣人之意，竟自纷纷然地胡乱编撰奇文，以博取天下人谬夸，这是为什么呢? 司马迁生于秦季之后，各诸侯国的史籍均已付之一炬，不能见到了。可是，他仍然聚集群书，搜奇录异，傅辞会理，苦心经营地编制了一部巨史。即使让司马迁有如古代圣贤那样尽见上古图籍，炫耀他的无限广博的知识与学问，那又如何呢?

第三段：不足信之事不录，“非圣人不得尽其义”

战国之人，尚诈无义，贼天地君臣之大经，苟以奉一时之欲; 而楚、汉之兴，其事迹又皆已浅近苟且而不足信。使圣人处此，固绝而不书，虽书之且不使尽见。何者? 天下之事，惟其有一人述之，是以不可磨灭。若夫豪商、大贾、奸人、刺客之流，优笑之贱，日者之微，莫不奋笔墨之巧以示其能，使后世之士溺于见闻而不能化，荡于末流而不能反，又况残民害政之术尽出于其中哉! 嗟夫! 其意深矣，远矣。此述作之所以为难，非圣人不得尽其义者也。

一、诠词释句：

贼与苟——贼，伤害，毁坏。苟，聊且。

大经——有二说，一是以不变之常规为“大经”;二是唐宋将经书分为大、中、小三级。唐代“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礼仪》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见《新唐书》)。此似应以第一说为是。

楚汉之兴等二句——苟且，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得过且过，没有远谋，也指草率从事。这是说，楚汉兴起，其事迹往往苟且草率，不可置信，因而不宜录入信史。

优笑之贱与日者之微——优笑，即倡俳(chāng pái昌排)，亦即倡优。指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他们常为人们视为卑贱之流，不登大雅之堂。日者，即占候卜筮之人。因以墨占候卜筮时日，故名。他们的社会地位低微。

溺与荡——溺，沉湎，无节制地。荡，放浪，游荡。

二、略述大意：

战国时代的人们，崇尚伪诈，缺乏仁义之教，他们毁坏天地君臣之不变常规，聊以奉自己一时之权欲与私利。楚汉之兴起，其事迹又都是一些只顾眼前不管将来、缺乏远谋的东西，也不宜置信，不可录入信史。即使圣人处于此境，固然不会书录，即使书录，也不至尽见。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之事，只有圣贤者书写了它，才不可磨灭。如若那些豪商、大贾、奸人或者刺客之流，或者卑微的献艺卖唱者和占候卜筮之徒，诸般人等，无不奋笔墨之巧来显示自己的才能，让后世人们沉湎于俚俗之闻见而不化，放浪于低卑末流而不知返。更严重的是那些残民害政之术，尽出其中，它的危害性真是既深且远啊!所以说，撰作史书(何止于此)之难就难在这里，非圣人不能尽其义!

第四段：太史迁首发其端，异端之说“大肆于后”

战国之时，著书甚众，更秦皆不复行。苟使六经之学得不泯绝于世，则诸子异说亦可以已矣。自迁发其端，而刘向始尽求而叙之，异端之学遂以大肆于后，与圣人之道相乱。呜呼! 天下之人所以纷纷焉至今不能成德就义而求至于圣贤者，岂非迁之罪耶! 读其词之辨丽奇伟，而纵横谈说，慷慨节侠，攘臂于征伐之间者，皆蛊坏豪杰之大半矣。。

一、诠词释句：

刘向始尽求而叙之——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皇族楚元王四世孙，治《春秋谷梁传》，曾任谏大夫、宗正等职，用阴阳变异附会时政，成帝时任光禄大夫，屡劾外戚专权。一生曾经校阅群书，撰成《别录》，另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存世。

异端之学——凡与正道之说相违逆者，称为“异端”。此似指儒家学说以外之言论或异闻异说。

辨丽奇伟——辨析言辞靡丽，奇异伟岸。

纵横谈说——用纵横家的言论恣意谈说论事。也可解为“凌云健笔意纵横”之意(杜甫诗句)。

慷慨节侠——慷慨，意气激昂，无所吝啬。节侠，是指以气节助弱挫强之侠义之士。

攘臂与蛊坏——攘臂即奋臂而起。《庄子·人世间》有云：“则支离攘臂于其间。”蛊坏，蛊(gǔ古)，原指人腹中之寄生虫(《说文》)，此解为迷乱。蛊坏，语本《周易》，对“蛊”之褚氏疏曰：“蛊者，惑也。物既惑乱，终致损坏。”

二、略述大意：

战国之时，人们著书者甚多，自从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著书立说的人不再出现了。如果要使“六经”之学得以不绝于世，那么，务须使诸子异说不再传播。异端之说，汉武帝时司马迁开了先河，西汉成帝时的刘向，达到了高峰，尽录异说著书。于是，那些同正道学说相忤逆的异端邪说，就因此肆虐于后世，与圣人之道大相径庭。啊哟! 天下之人，至今纷纷跟班异说，而不能追随圣贤而“成德就义”，其罪过岂不该归之于司马迁吗?读着他的著作，其文辞靡丽奇异伟岸，还用纵横家语调谈人论事，那种慷慨激昂的扶弱挫强的义侠之气，以及奋身征伐的勇士精神，都早已迷惑了天下大半豪杰了!

第五段：子长“本以示讥耳”，“后世即以其术用之”

夫至言大道不足以辨丽奇伟，而辨丽奇伟必出于小道异端，然则迁之得失，尽见于此矣。其叙秦始皇、汉武帝巡狩、封禅，穷奢极欲，与其尽变先王之政以开货利之门者，本以示讥耳。然后世即其术而用之，与夫战国、秦、楚之事，皆天下之人所资取以为不肖者。然则述作之大义，夫岂易哉! 后世病史之难，以为不幸无迁、固之才，是类出迁、固下矣。

一、诠词释句：

大道与小道——大道，此指古代贤帝圣君所行之道。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郑注：“大道，谓五帝时也。”小道，有二说，一是指异端邪说。谓诸子百家。一是狭小之道义。《谷梁·隐公元年》：“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

以开货利之门——用来开启资货财利之门。

本以示讥耳与即其术而用之——前者是说本来是想用它来表示讥讽罢了。后者是说，就采用他的手段、策略而实行之。

病史之难——担忧修史之事的艰难。病，此谓担忧、患苦。

二、略述大意：

深切中肯的言论和圣君所行之道，都不能抵挡妖言惑众之辞，而妖言惑众之语又必然出之于宣扬狭小道义的异端邪说，从这里就完全可以看清司马迁著作的得失了。他那叙述秦始皇、汉武帝巡狩、封禅、穷奢极欲和那些尽力改变先王之政来开启资货财利之大门的史实，本来只想借此讥讽讥讽罢了。可是，后世的人们就采纳了他的那些手段、策略予以实行了起来。其实，战国、秦、楚之事，原都是天下人取来说明“不肖者”之事例的啊!然而，述作大义之史书，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后世之人担忧修史大事的艰难，无不认为当今没有出现迁、固之良才为不幸。这些人才是真正落于司马迁和班固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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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叶适对他所读的经史子集诸书的心得与评论。此篇题为《史记》的就是他对司马迁巨著《史记》的评述与论说。我们不妨仔细看看，在这一千余字的文章中，究竟提出了那些问题?其文旨何在?

作者写此文当然有他的用意，也即必有明确的“文旨”的。这就是：借评书来议论历史，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臧否。

文章篇幅虽然不大，但给人们提出的问题倒也不少，且有些还是“振聋发聩”的惊人之说。比如——

首先，《史记》、《汉书》是几部什么样的史书?其作者司马迁和班固，又是何等样的人?

其次，与班马相类的刘向，又是什么人?他的作品作何评价?

其三、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应该如何看待?

再说，对孔子修订的“五经”(姑且用是说)，又应该怎样正确认识?

诸如此类问题，可能还可举出一些。就是上述这些，已经够多够大了，笔者不打算一一作答，因为这里的每一命题，都可以写一部书。在此，我只想说说这样几点。

第一、“五经皆史说”。文中虽无这样明确的措辞，但其意向是清楚的。作者说：

孔子之时，前世之图籍具在，诸侯史官世遵其职，其记载之际博矣，仲尼无不尽观而备考之。故《书》 起唐、虞，《诗》 止于周，《春秋》 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所属。

这就告诉人们：《书》、《诗》、《春秋》都是史籍，所不同的是“史体杂出”，其体裁有所差异罢了。文章还具体指出：《书经》是收录唐、虞三代，即春秋以前各代君臣言行的史书。说：“《书》起唐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夫尧舜相继二百余年，而《书》之所记者十一篇，今其在者二篇而已。”在另一篇评《易》文字中，叶适说：

《易》 者，易也。夫物之推移，世之变革，流行变化，不常其所，此天地之至数也。

又说：

文字以通心意，权度以一其偏私，举皆归之于《易》。

(《水心别集》卷五)

《礼经》是记载周代各种规章制度的史书。他在其中的《周礼》的评议里说：

盖《周礼》六卿之书，……其于建国、设官、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咸在，凡成、康之盛所以能补上世之未备而后世之为不可复者，其先后可见，其本末可言也。

(《水心别集》卷五)

按照叶适的看法，《诗经》也是一部记录周代的特殊史书。他说：“言周人之最详者，莫如《诗》。……故夫学者于周之治，有似考见其次第，虽远而不能忘者，徒以其《诗》也。”

据有关考证，这个命题的提出，比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说法，早了五六百年。在叶适之前，只有隋末的王通、北宋的刘恕二人有过“经即史”的说法。这个命题确有创见。但有两点值得考虑：一是在图书分类学上尚有缺憾。因为“五经”并非全部是地道的史籍，如《诗经》到底还是一部文学著作，不能作正史来看，不可与二十五史的正史等同，只能作为信史的参考或补充。二是，即使“五经皆史”说法成立，也不能将它包揽一切。因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不同的时代，应有自己不同的史书。这是说，既要肯定“五经皆史”说法的独创性，但又不能成为唯五经独尊。

第二、修史是件难事。在文首第一句话，叶适就说：“述作(修史)其难事乎!”接着摆出被视为“难”的理由，至少有三：一是时隔久远，史实渺茫，难以钩沉;二是，秦火之后，各“诸侯之史皆已燔灭，”已不可见;三是，世事繁杂，无所不有，“安得而尽录之”。因而，又有四是，史才难得，孔子那样的圣人才配修史，何处寻觅?

在实际工作中，修史上的许多“烦难”，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在真正的“良史”面前，不是不可克服的，当代不行，后代也许可能。事实正是如此，后世的科学发展，地下文物的出土，以及修史者本身的素养改善，都会妥善解决作者认为的那些“难事”的。

第三、修史者务必是“圣人”。文章说：“惟其有一人述之，是以不可磨灭。”这“一人”是难?当指作者心目中的“圣人”，如孔子那样的“圣人”。所以，他认为司马迁、班固之流，是不配修史的，因为“太史迁不能知圣人之意，而纷然记之为奇以夸天下”。既然太史公那样的士大夫不配修史，更何况“若夫豪商、大贾、奸人、刺客之流，优笑之贱，日者之微”呢! 据说，如让这类人参与修史，就会出现“残民害政之术尽出于其中”，所带来的后果是：“使后世之士溺于见闻而不能化，荡于末流而不能反”，其严重性真是不堪设想!

诚然，要撰修一部良史，修史者是当具备应有的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的。这是一个高标准、高要求。但实际上不能要每个修史参与者，人人如此，当然可以要求力争达到这一点。其实，作者对司马迁的评价是失之偏颇，也是有失公允的。太史公究竟是何样的人?在后世已有公论，此不赘述。作出这种不公允的评价，原因不在对方而在作者自己，是由于他那种为时代和阶级所局限的立场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因而模糊了视线，蒙蔽了心窍，使得自己难以获得事物的真相，于是，在文章上难免出现了偏颇。但是，叶适作为当时的大儒，后世公认的“具有良史之才”的思想家，这当是个别现象，不可以偏概全。

第四、司马迁的《史记》是异端邪说。文章中虽未见到如此明确的表述，但在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个“概括”。作者把《史记》看作“异端”，而司马迁即成为“发其端”者，于是带出西汉刘向，“尽录而叙之，异端之学，遂以大肆于后，与圣人之道相乱。”

这些话示人三点：一是，不仅《史记》本身是“异端，”而且类似的均为异端，波及刘向的著作《别录》、《新序》和《说苑》等;二是，这种“异端邪说”，不是零碎的，而是已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即所谓“异端之学”;三是，这些著作扰乱了“圣人之道”。这里的“圣人之道”，不知具体何指?据笔者揣测，是否指《史记》纪传式的体裁搅乱了《春秋》的那种编年体制?或许所指更广一点。

平心而论，本文的作者却从反面实证了司马迁所创的史书撰著的“纪传体”，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更已成为卫道士们可畏的对手，非用大力诋毁不可了。这种带侮蔑性的评论，早已为史尘所湮灭。君不见史学界的实践，雄辩地表明，这个撰史体式具有无限生命力。不说叶适在世已见到的《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新旧《唐书》以及新旧《五代史》等等史籍，均用此体，甚至，我国所有正史的著作，包括清史在内的二十五史，基本上全部采用太史公创制的“纪传体”的体裁。

第五、修史不录妄说。作者在文中十分强调这一点，说“在于上世者，远而难明，故放弃而不录，录其可明，又止于如此。”这是有道理的，真，是史书的生命，宜应如此。但决不可将“三代”以下的各世历史，都看成“难明”的一片漆黑。更不能笼统地说“战国之人，尚诈无义”，“楚汉之兴，其事迹又皆已浅近苟且而不足信”。这种正如某戏文中所说的“洪洞县无好人”的偏狭观点，是难以用来认识历史真貌的。如果以此来谈事论人，也不可能得出符合时代、符合真实的科学结论。

另外，顺便在此说几句题外的话。由于未见到编年系文的记载，未知叶适这篇文章究竟撰于何时?而从文中若干论述的稚嫩气色，似乎出于入世未深的青少年之手，并不代表一位作为著名学派的集大成者的成熟思想。在今日看来，叶适这些偏颇言论，在当时或许并不“出格”，甚至正是“时代的反响”;当然，也可能有别的原因，比如或针对当朝某些人，或为了惊世，引人注意，特列史迁为异端，以取得更大的影响。然而，文章既已公诸于众，已在古今社会广为流传，那么，不妨让大家看看，也来个“评说”的评说吧!

附图四十七：

叶 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