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不仅是汉初著名的文学家,还是一位早熟的政治家,二十多岁即为博士,一年中官至太中大夫,文帝惊其才,拟授以公卿之位,后因见嫉权臣,被贬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才得入京面君。当时,文帝刚主持过祭礼,有感于心,所以在未央宫前殿的宣室,与他谈开了鬼神之事,并多有咨询。贾谊对此一一作答,使文帝不觉中移膝倾听,并感叹道:“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史记·贾谊列传》)。李商隐此诗写的正是这件事,只是他不象一般文士常会做的那样,以赞颂或企羡的口吻报写君臣的遇合,而是从相反的角度,对此事作别具深意的阐发,从而使诗歌有了一种独特的内涵。
诗歌一开始直写文帝夜召贾谊事,“求贤”、“访逐臣”两词写出文帝的求贤心切,而逐臣的“才调无伦”是其所以要深夜相召的原因。如前所说,贾谊年少才高,然他因才高而达,也因才高而穷,被贬长沙便是证明,现在文帝深夜相召,莫不是有独排众议,重新起用逐臣的打算?读这两句,人们不免对此有所期待。然而,这正是作者高明之处:先蓄足声势再行折转,为突出后两句作铺垫。因为事实是文帝宣室夜召逐臣,并不为听取如何治国安民的大计,他感兴趣的只是鬼神之事。由此,这种求贤心切,适足证明其政治上的昏愦慵弱;其对逐臣有所咨询,适足成为对逐臣的愚弄和侮辱。试想,贾谊年少得志,自视甚高,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现在文帝不问他治国安民之策,反向他讨教鬼神之事,岂不是将他与巫祝同列,难道还有哪一种怀才不遇比这种抱负遭人冷落,才具被人荒唐的估量更令人痛切、丧气呢?贾生才高被贬的坎坷遭遇曾激起历代人的同情,他们感念其空抱经国之才,痛惜其不幸的结局,然而视线总跳不出一己穷通荣辱的圈子。作者此诗表明:个人的穷通与是否被识赏,当以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否被采纳,政治才能是否得到发挥为标准,这一隐含在诗歌深层的见解不能不说高人一筹。
这里还必须指出,作者此一番议论并不是针对文帝而发的,因为文帝刚行过祭礼,由此而感鬼神之事,问及贾谊,算不得耽溺鬼神,更不能由此断言他不以天下苍生为念,更何况历史上的文帝是一个颇有远见卓识的君主,他继承高祖打下的基业,有鉴于天下初定人心思安的情势,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使天下大治,“文景之治”为历代史家所称道。这一点作者并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写,原是为托古讽今,借前朝旧事寓现实感慨。作者是晚唐诗人,晚唐不少皇帝多有因崇佛媚道,服药求仙而荒废政事者,他们才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才是他所要真正讽刺的对象。
寓意深刻是本诗的最大特点,作者于此可谓颇费斟酌,他没有去追求诗歌前后两部分内容转换的突兀,而只用了“可怜”和“虚”两词轻轻拨转。“可怜”即可惜之意,虽不及“可恨”、“可悲”等词来得强烈,但却更能让人体味作者情感的冷峻。“虚”即空自之谓,也是淡淡地置一词,却将文帝“夜半前席”的求贤之举一下子推倒,读者的心理震撼也因此达到高潮。应该说,象本诗这样,以寻常字传达深切的主观情感,且传达得如此委婉,不露圭角,在历代咏史诗中是不多见的。北宋王安石也写过一首同题诗:“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取意与李诗相反,见解也颇独特,然而就艺术表现而言,其一任议论肆行,坦直发露,与李诗寓意深刻而形象生动,虽辞锋犀利而抑扬有致,相比显然有上下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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