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
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
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这首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四年(1777)正月,陆游时年五十三岁。
淳熙三年九月,陆游曾有知嘉州之命,又遭权臣论罢。《宋会要辑稿·职官·黜降》载:“(淳熙三年)九月,新知楚州胡与可,新知嘉州陆游,并罢新命,以臣僚言与可罢黜累月,旧愆未赎,游摄嘉州,燕饮颓放故也。”陆游在《蒙恩奉祠桐柏》中写到“罪大初闻收郡印,恩宽俄许领家山”,可见当时愤慨之情。其后,他在范成大的优容和厚遇下,表面看来“裘马清狂锦水滨,最繁华地作闲人”,想生活得洒脱一些,但由于统一大业始终渺茫,耿耿忠心依然不变,因此悲愤之情不时袭来。淳熙四年正月,在北宋灭亡第五十周年、隆兴和议进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面对南宋王朝无意恢复的现实,他不能不对国事朝政作认真的回顾和思考,于是借用乐府旧题,一连写下《关山月》《出塞曲》《战城南》三诗,《关山月》借守边战士之口,痛斥了投降派屈辱求和的国策,抒发了自己报国无路的悲愤。
全诗是通过三个典型场面和三种人的生活态度来表现的。
首先写将军府。将军“临边”而不“战”,竟然陶醉于“按歌舞”之中,而且身在前线,“朱门沉沉”,其醉生梦死的情状可以想见,安能再考虑恢复大业?由此而展现出具有因果关系的另一情景:战马长年不战而肥死,武器长年不用而霉烂。两种情景同时出现,又安能期望恢复大业?一个“空”字,蕴含着诗人深沉的愤慨!诗人将“十五年”特意点明,而且将“和戎诏”三字醒目地置于篇首,表明将军如此作为,并非出于偶然,乃有国策决定。前四句瞩目于将军府,抨击的对象为整个投降集团,而且将矛头直指当朝皇帝,这是了不起的识见和胆略。
接着写边防哨。战士奔赴前线,本为冲锋陷阵,收复失地。现在,只能每晚以声声刁斗送走岁月,寄托壮心。一个“催”字,将战士踊跃生尘之心和报国无路之悲揉合起来,下得何等沉痛!“三十”从军边塞,而今白发种种,在身世的交代中又表现了战士的满腔悲愤。这悲愤无处宣泄,只能借助横笛。“谁”字起问,其辞隐约,其旨分明。悲咽的笛声无人领会,战士只能面对沙头白骨,遥想长此以往的命运。这简直是对投降派的无声控诉了。
最后写沦陷区。遗民身受敌人蹂躏,一心向往着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忍受死亡威胁,日夜企盼王师收复失地。诗中突出热泪纵横的画面,使遗民的爱国深情形象而感人。展现画面以前,先出以议论,并以“岂有”作反诘,使这种爱国深情蓄积极深,一方面是遗民渴望恢复而垂泪,一方面是逆胡传宗接代而无人过问,两相对照,又使这种爱国深情发为悲慨。诗中以遗民的爱国深情来表现战士的爱国深情,对投降派的痛斥显得更为有力。
上述是诗人从生活中截取的三个横断面,不但由战士而将军,而且由南宋王朝而沦陷区,从中不难想见诗人的苦心。不仅如此,诗人还倾力于纵向的表现。试看,由“和戎诏下十五年”的沉闷局势,进而延伸到“三十从军今白发”的难耐岁月,进而追溯到“中原干戈古亦闻”的历史进程,不但说明战士的爱国深情具有持续性,而且将当前战士的爱国深情与古往战士的爱国深情关合起来,这就了然分明地反衬出“和戎诏下”“将军不战”的社会现实。
《关山月》属横吹曲,大都抒发征人思妇的离情别绪。这首诗开掘了传统的主题,拓展到爱国主义的深处,这是创造性的突破。为了与主题相应,将军府也好,边防哨也好,沦陷区也好,均通过战士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来表现。为了使主题深刻,全诗既从大处着眼,又从小处落笔,以“和戎诏”发端,以“望恢复”收结,三个场面有层次地展开,是大处着眼。写将军,出现的是朱门、歌舞、厩马、弓弦;写战士,出现的是沙头、戍楼、刁斗、横笛、白骨;写遗民,出现的是泪痕。这是小处落笔,虽然有的实的所见,有的出于虚拟,但均呈现境界。
“关山月”作为乐府题目,已与表达的内容关系差远,诗人却有意识地紧扣题目,特别是紧扣“月”字来写。月色照着战士的白发、横笛,照着沙头的白骨,照着遗民的泪痕,也照着朱门的歌舞,肥死的厩马,霉断的弓弦。月色中,有将军的按歌击拍声,有扣人心弦的刁斗声,更有哀怨幽咽的横笛声。在朦胧的月色中,最为动人心魄的是横笛声,回荡在关山戍楼之间,飘浮在累累白骨之上,使人不忍卒闻。月色、刁斗声、横笛声,造成一种异常悲凉的气氛,读者不能不沉浸其中,从而激起愤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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