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群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这是一首咏史诗,所咏为昭君出塞故事。明妃即王昭君,西汉人。晋时,避文王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又因她有宫嫔身分,南北朝时人直称为明妃。据前、后《汉书》记载,他本是秭归(在今湖北省)的良家女子,元帝时被选入宫,未得召幸。后来匈奴王呼韩邪来朝,请求与汉结姻,元帝将她赐遣,做了匈奴王后。
在诗人之前,昭君的故事早已成为人们吟咏的题材。西晋石崇有《王明君辞》,南朝江淹《恨赋》有昭君专节,唐人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也都有诗篇。虽然众作星罗,佳什累累,王安石这一首由于立意新颖,结撰精妙,仍然十分引人注目。
先看本篇的立意。立意是咏史的灵魂。咏史虽以史事为对象,但如只是呆咏史事,复述故实,只能写出押韵的史传,成不了艺术品。咏史的高妙全在作者对史别有会心,因史见意,借题发挥,使诗中不只有史,而且有我,史为体魄,我为精神,方见神采。前人咏昭君多侧重其去国出塞之悲,诗人则蹊径独僻,着意渲染其失意不遇之感,所谓“人生失意无南北”。方东树说:“此诗言失意不在近君,近君而不为国士之知,犹泥涂也”。可谓一语破的。诗中不只有我,而且立意不落前人窠臼,“求出前人所未道”(李壁语),使本篇独有千秋,陡增风神。
再看本篇的结撰。有了立意,尚须裁史成篇。诗人能够高屋建瓴,匠心独运,依史为诗而不为史所囿,围绕失意这一主旨,大胆剪裁取舍,巧妙结构安排,精心雕镂刻画,熔铸成一篇首尾完整、主旨鲜明、章法曲折、形象生动、意境浑然的佳作。全诗每四句一节,共四节,层层转折,愈出愈奇,引人入胜。
首节四句写明妃去国失意之悲。发端即妙。昭君的失意本来从入汉宫便已开始。《后汉书》说:“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诗从这里叙起,何尝不可?但是那样一来,章法未免平直,叙事亦嫌烦冗,诗人将它一概略去,而拦腰切入,直从出汉宫入手,劈头便是一句:“明妃初出汉宫时”。有如漫衍平原,突然天外飞来一峰。如此发端,真有开山劈岭手段,突兀警动,摇人心目,并立即推出昭君辞宫去国、失意哀怨的情景,进入形象境界。对昭君的情态勾勒,诗人只用了两句诗,却传神尽相。前一句写其深悲。杜甫《咏怀古迹》写昭君有句云:“画图省识春风面”,以“春风面”形容昭君的青春美貌,这里的“春风”即用其意。泪点娇容而沿鬓边涔涔流下,那一种心含巨痛又不可恣情一号、强抑而终不可抑的吞声悲抑情态如见。后一句写其失意。“低徊”是盘桓流连,含有不忍离去的依依之情。“顾影”乃自怜之态。徒有出众之貌,不得君王赏识,只有顾影自怜了。人处失意无绪之中,自然失去平日的光采,故云“无颜色”。短短七个字,那一种时命不偶、自惜自怜的失意神情也活现纸上。二句突出地显示出作者刻镂形象的工力。末尾收束的一笔更有一箭双雕之妙。昭君如此低抑无绪的姿容尚使元帝倾倒不置,把昭君的美貌烘衬到十成,同时,点出君王,又成为过渡到下节的自然引线。
次节四句转到元帝斩画工身上。事出《西京杂记》,言元帝后宫人多,不得常见,令画工图写宫人形貌,按图召幸。宫人纷纷贿赂画工,唯昭君自特绝色,不肯行贿,遂不得好像,以致埋没,待到元帝已将她赐给匈奴王,临行召见,发现为后宫第一,乃穷究其事,尽将画工处斩,毛延寿即其中善画人物的一个。妙在四句虽言其事,却非依样葫芦,而是别出心裁的翻案文章。昭君的美姿,固然是画工呈献的画图上所未见,但是形貌易写,神态难传,“意态由来画不成”,即使画工不索贿作弊,又哪里能十足的传真!真是白白地屈杀了毛延寿。议论创辟,出人逆料,其中又含有多么深刻的教训!世上不知有多少事,就是因为人们持一种“画图省识”的态度,而造成难以弥补的谬误。诗人的翻空出奇,不仅使诗情陡起波澜,也大大提高了诗的境界,不能不令人击节赞叹。
第三节四句再回到昭君身上,写其身处绝域的心境。她明知一去不返,却不忘故国旧宫,诗人用不改汉装表现出来。“着尽汉宫衣”,可见时间之久,心志之坚。她虽远处绝塞,却仍时时系念塞南汉事,诗人用徒望鸿雁高飞表现出来。“只有年年鸿雁飞”,年复一年,只有鸿来雁往,关山迢递,信息难通,自在言外。两句都善于选择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与情事,以少许表多多,笔墨简约而情思深厚,抒写含蓄而意象鲜明。愈是写出昭君情志的眷眷不移,越能显示出她远离旧主、身陷绝域的失意的悲凉,这成为下一节最好的铺垫。
末节四句又是一平地波澜,出人意想的翻折。家人终于传来了消息,却是一句劝慰语:“好在毡城莫相忆。”匈奴人住毡制的帐蓬,以毡城称其都城,造语新异可喜。家人劝她别再徒然系念故宫旧主,安心地生活在异域他方吧。远在绝国,固是失意,近傍君边,就不失意吗?不见阿娇就被冷落在长门宫里。“阿娇”是汉武帝陈皇后之名,她失宠后闭居长门宫。同是失意,又何论南北,何分远近!“人生失意无南北”,这画龙点睛的结句,把失意的主题推向最高潮,诗也就戛然而止。诗虽止,但由于此句概括力之强,却余味悠然。
这首诗作于嘉祐四年(1059),此前一年,作者有《上仁宗皇帝书》,提出变法纲领,强调“方今之急,在于人才”,并指出选拨人才“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主张细察言行,“试之以事”。此诗突出佳人失意主题,批判元帝“画图省识”之举,也许不无某种意义上的关联吧!何况在古诗中,佳人不偶常被用作贤士不遇的比兴,二者事虽异而精神实通。诗的意象能够别含不尽之意,弦外之音,自然会意蕴深沉,耐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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