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首词写于作者贬居郴州期间。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它都赢得了读者心灵的“同频共振”。据说苏轼绝爱词的结尾两句,尝自书于扇,且云:“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诗人玉屑》引《冷斋夜话》);黄庭坚虽对“斜阳暮”三字独持异议,却也赞叹“此词高绝”(《苕溪渔隐丛话》引《诗眼》);而陈廷焯则着以“尤为入妙”(《白雨斋词话》)的评语。可见其艺术魅力是如何经久不衰。
这种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或许主要来自“凄厉”的词境。王国维《人间词话》早已指出:“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诚然如此。淮海词中多述愁之作。尽管其愁并非悉由仕途坎坷所造成,但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强化了作者“愁”的烈度,也加快了作者“愁”的频率。贬谪前,作者虽然也有些风花雪月之愁,却没有浓到不可消释的地步,象“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纱》)等等,词境还是凄婉的。随着贬谪生涯的开始,作者的“愁”便渐渐由“细如雨”变成“深如海”(《千秋岁》:“飞红万点愁如海”。),词境也渐渐由“凄婉”一变而为“凄厉”。我们虽然难以断言这首词便是转变的契机,但其词境具有转变后的“凄厉”特征却可以肯定。
词一开篇,便展示了一个令人伤心惨目的朦胧世界:雾气迷漫,月色凄迷,以至楼台与津渡都隐没不见,除了朦胧一片,便是一片朦胧。这不能不使登高远眺的作者产生归路茫茫之感。他想遁离这纷争无已、忧患无已的人世,然而,“桃源望断无寻处”,哪里有他所殷殷向往和孜孜以求的世外桃源?“望断”二字,写出了作者对世外桃源的锲而不舍的寻觅与追求,以及这种寻觅与追求的毫无结果。其实,即使真能寻觅到“怡然有余乐”的世外桃源,作者以一个罪臣的身份,又岂能高蹈而去?不是吗?他心寄“桃源”,却心系“孤馆”:“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曰“孤馆”,其孤苦、寂寞之情已见;而“孤馆”为“春寒”所锁,则又添了几多幽冷、几多凄凉?不仅如此,此际恰值薄暮时分,更有那杜鹃啼归,其声哀切;斜阳西沉,其色惨淡!氛围若此,心理正常者尚难忍受,何况被冯煦视为“古之伤心人”的作者呢?这里,“可堪”二字下得何等滞重,它如泣如诉,既是无奈之极的怅问,也是沉痛之至的叹息,难怪王国维会觉得“凄婉”难尽其概,而要目之为“凄厉”了。
如果说上片着重以景传情的话,那么,过片三句则改为借典喻情。“驿寄”句化用南朝陆凯故事:陆凯与范晔交好,尝自江南寄赠梅花一枝,聊以表达思慕之意,并附诗一首:“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便是“寄梅”的由来。“鱼传”句则典出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遣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所谓“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实际上是喻指友人频频来信慰解。天涯知己,互通款曲,这本不失为人生快事之一;但作者因久经压抑,胸中的愤懑郁结已深,很难排遣。所以,友人的慰解非但不能驱散包裹着她的浓重的愁云,反倒更勾起他“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迁谪沦落之恨。“砌成此恨无重数”,这“恨”岂不正是迁谪沦落之恨?“无重数”,既是极言绵绵此恨的漫无边际、渺无绝期,也是暗示:在这迁谪沦落之恨中揉入了多种复杂的成分,它包括理想受挫的忧愤、同志星离的悲伤、有乡难回的感慨等等。而一个“砌”字,则妙在化无形为有形,使其恨成为可以触摸的实体,不仅作用于读者的感觉,而且也作用于读者的视觉。结尾两句于极度愁闷中忽发奇想,埋怨江水无情,益见沉痛。郴江,发源于郴州东面的黄岑山,北流至郴口,与来水会合后注入湘江。幸自,犹本自。潇湘,是潇水与湘水的合称。在作者看来,郴江本当始终环绕着郴山而流,如今却北入湘江,一去不返,个中情由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郴江”在这里无疑具有某种象征意蕴:在作者对郴江的故作不解的诘问中,分明倾注了他自己离乡远谪的无尽怨愤。其实,郴江未必真有心舍却郴山而去;之所以径去不顾,乃是造物之天地使然。既然如此,无情的与其说是郴江,莫若说是天地。因而“为谁流下”云云岂不也是作者对于无情的天地的一种究诘?其意颇类屈原《天问》,看似无理,实却合情。苏轼对之大加称赏,良有以也。全词音调之凄厉,犹如萧瑟秋风中折翅坠地的孤鹤的哀唳,使人读后低回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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