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诗歌·两晋诗歌·陶潜·咏荆轲》鉴赏
陶潜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这是陶潜晚年的作品,大约作于晋亡之后,有人估计在公元四二○年之稍后。清人邱嘉穗曾经指出:“咏荆轲刺秦,所以自伤其不得讨刘裕(宋武帝)篡弑之罪也。”
刘裕是用凶残狠毒之手段取代东晋的。据史记载:公元四二○年晋恭帝司马德文在刘裕的压力下,“欣然操笔”书写了禅位诏。刘裕登上帝位后,废德文为“零陵王”,派兵防卫。不久,派手下张伟持毒酒酖零陵王,结果张伟自饮而死。次年九月,裕又派兵人“进药(毒)于王,王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杀之”。后世史家曾为此事慨叹曰:“自是之后,禅让之君,罕得全矣!”
这是一篇对战国齐人(祖籍)荆轲为燕国太子丹行刺秦王,抗击强暴而英勇赴义精神,进行歌颂的咏史诗。
荆轲,卫国侠义之士,其先为齐人。徙卫后,卫人谓之“庆卿”,后去了燕国,燕人又谓之“荆卿”。为太子丹去秦国行刺秦王,因剑术未精,不果,被杀于咸阳宫(《史记·刺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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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五古篇幅不短,共三十句,大体有五段:
一、燕太子得荆轲(头四句);
二、荆轲离开燕京(接下六句);
三、饮饯情景(“饮饯“下十句);
四、入秦行刺(“登车”下六句);
五、议论抒慨(诗末四句)。
第一段:燕丹得荆卿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这四句着重对荆轲其人的评价:称轲为“卿”、“百夫良”等。“卿”,此指时人尊重的称号。百夫良,一人可抵一百的良士,即俊杰,此指勇士。这是说,燕国太子丹,为了洗雪自己被质于秦国时所受到秦王无礼待遇的耻恨,到处招揽俊杰之士,直至年尾时,才找到勇士荆轲。
这是太子丹要行刺秦王的一个动机,而更重要的还在于:秦兵东犯,韩、赵已亡,弱小燕国岌岌可危,迫切需要自保,故有此举。
第二段:荆轲离别燕京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前二句,化用《史记》记述晋人义士豫让的话:“士为知己者死”,表达了荆轲同太子丹关系之密切,以及荆轲离开燕国京城时的心境。
后四句,实写送行场景和气氛、情绪。据《史记》记述,此次送行场景异常慷慨激烈。你看,太子同宾客知其事者,均穿戴白衣白帽来相送。而诗人在此索性将马儿也着上了白色(即“素骥”),又写马鸣声,特别是把“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之意,移用于诗,并以《庄子·盗跖》中子路“危冠”(旧注云:“子路好勇,冠似雄鸡形”)之事,铸而成诗语。这样,就把当时送行的慷慨悲壮气氛,以及行者与送者的义愤和锐气,渲染得十分浓烈。
第三段:专写饮饯情景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易水,今河北境内之河,源出于易县。渐离击筑,渐离,即高渐离,乃荆轲之好友,善于击筑,当荆轲人秦时,他击筑相送,士皆涕润。“筑”,是一种与筝相似的乐器,十三弦,颈细而曲。左手按住弦之一端,而右手执一竹尺击弦发音,谓之“击筑”。宋意,乃燕国勇士,性喜歌唱。
这一大段均写饯别场面。在上段写了送别气氛之基础上,进一步作了正面的铺叙:诗篇有意将易水的澹澹寒波和原野的萧萧哀风,同饮宴上的悲沧商音、慷慨羽奏(五音之一,其音激昂)相互配合,彼此烘托,把一个饯别的激昂悲壮氛围营造得极浓极浓。陶潜这样写,既是他自己的诗语,又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并注重于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致刻划。它把《史记》中的记事和著名的《易水歌》大体意思,均体现于诗行之中。最后二句,既是第三段的结束,也是对此行结局的预测:大家(包括壮士自己)知道,此去难有返回,但愿留名于后世。这就是“心知”的具体含义。
第四段:入秦行刺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究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首句“登车何时顾”?写出荆轲勇往直前的气慨,诗人用反诘语气,更增强了绝无反顾决心的语势。用“飞盖”形容神速的行车,也从侧面烘托了“车中人”勇于赴义的急切心情。飞盖,形容奔驰如飞的车子;盖,即车之顶盖,古时车上用以遮阳挡水的圆伞,此为借代用法。下边接着二句,是补叙上二句之意的,是用诗的语言概述自燕入秦行程之遥,同时也表明壮士行刺的最大决心和壮烈情怀。最后二句,把荆轲献图追刺秦王的壮烈、惊险场面作了最精到的描述。豪主,即秦王。结尾怔营二字,把秦王那种惊恐狼狈情状毕现了出来,真是“暴秦夺魄,懦夫增气”(司马贞《史记索隐·述赞》),事虽未成,却为人们吐气。
第五段:议论抒慨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这是全诗末段的四句,是“荆轲刺秦王”故事的“结束语”。前二句是鲁勾践叹语的化用。据《史记》载,鲁勾践听到“荆轲刺王”不遂之事,曾经说过:“嗟乎,惜哉其不讲(不论习也)于刺剑之术也!”指出此次失败,乃壮士剑术不精良所致,似点到了要害。后二句,表露人们(当然也包括诗人)的深沉痛惜和抒发不尽的敬意。这就是诗尾所言的“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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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以史书记载为依据的咏史诗。陶潜此诗的高妙之处在于,它不是复制原有的记载,也不是客观地重复史实,而是经过惨淡经营,经过了剪裁、提炼、生发和想象,进行了再创造,使原有故事中的抗暴精神更加突出,人物的精神世界作了更深入的发掘,加上对环境氛围等描绘,都同诗歌的题旨相合拍、相促进。诗篇虽然略去了故事的许多情节,但艺术感染力仍然很强、很吸引人。因此,它能同《史记·荆轲传》一样地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受人喜爱,传之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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