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诗歌·两晋诗歌·陶潜·桃花源诗并记》鉴赏

《汉魏两晋南北朝诗歌·两晋诗歌·陶潜·桃花源诗并记》鉴赏

陶潜

【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诗】

蠃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

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

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桃花源诗并记》，是陶潜晚年的作品，大约写于晋宋之交，即东晋义熙十四年之后到刘宋永初二年(421)这段时间里。现在，一般都认为陶潜这篇“诗并记”，是他从当时社会所得到的一些逃世避地的事实或传说作为素材，加上自己田园生活的体验，把当时存在的“坞壁生活”加以理想化而虚构创作的。这是一篇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是陶诗中最具有独特成就的代表作，历来为人们所喜爱。“诗”与“记”，比较起来，“记”，更为著名，其实，两篇均为杰作，都值得重视。

既然同样内容，同一个作者，为什么要写成《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这样两篇不同文体的作品呢?它们之间究竟有何不同?

这只要具体研究了这两篇作品，我们就会发现：它们虽然都是反映同一个虚构的“桃源社会”的，但是彼此所持的角度、内容侧重点和表现形式等，都是有所区别的。《记》，是类似游记体的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情节，有人物对话，具体描绘了桃源的环境景物和一个古朴社会的风尚，以及其中人们的劳作和生活。它用的是第三人称的“渔人”，在发现桃花源过程中之所见所闻，是一种纯客观的记述。而《诗》，是五言体韵文，是“吾”这个作者用质朴和鲜明的形象，比较详细地描写了桃花源的历史、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怡然”生活，它既有客观的叙述，也有诗人个人情感的直接抒发。因此，它们是可以独立成篇的。历来的选家，常常只选《记》而不录《诗》，就是这个原故。同时，它们又是相互补充、相互照应的。因此，历来标篇名时，不是标上《诗并记》，把“记”作为“诗”的序文(如《古诗源》、《古诗笺》等)，就是把“诗”视为“记”的诠释，标上了《记并诗》(如宋本《笺注陶渊明集》和新整理本《陶渊明集》等)。总之，不管以何者为主，总是把两者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只有这样看待“诗并记”，才能使一个完整的理想的“桃源社会”展现出来;也只有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桃源，才能真正理解陶潜的理想国的思想意义。

不过，在这里，我们却要着重研究《桃花源诗》，其原因是：《桃花源记》，大家比较熟悉，且早已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之中，而“诗”则接触较少，下边给予详细讲解。

* * * *

全诗三十二句，主要讲四个方面的内容，从结构上说，也是四个大段——

第一段(前六句)：“桃花源”历史

诗人用前边四句交代了“桃花源社会”的由来。说——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嬴氏，指秦始皇嬴政，泛指秦王朝。天纪，原指日月星辰历数，此借指天下社会秩序。黄、绮，指秦时的夏黄公、绮里季，另有东园公、角(lù)里先生共四人，曾避乱隐居商山(今陕西商县)，世称“商山四皓”。伊人，即彼人，犹他们那些人。云，语助，无义;逝，去，逃隐。这四句是说，秦始皇(秦王朝)暴虐扰乱了天下秩序，贤人们都逃离了这个社会。当“商山四皓”到商山隐居时，他们那些人也逃往桃源了。

这里，诗人简要地概括了桃源社会形成的历史。接着，指出：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过去桃源人初来时的那足迹，现在已经逐渐湮没了，来桃源的路径也随着荒芜了。往迹，指初来桃源那些人的踪迹。浸，即“寖(jìn)，逐渐之意。

第二段(接下十八句)：桃源社会的具体情状

这是全诗的主要部份，占用了十八句，着重描绘桃源社会的景况及风貌。这里，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前六句)：写这个社会人人劳动，耕桑自给，没有尔虞我诈，写道：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这是说，桃花源里的人，互相勉励，尽力耕作，太阳落山时，大家各自归家休息。村前屋后，桑竹繁茂成荫，五谷按季节及时种植。春天养蚕收丝茧，秋天收了庄稼也不必交纳官税。相命，相互勉励、督促。菽稷，泛指五谷、菽，原为豆麦总称;稷，俗称“靡子”，似黍，但不粘。随时艺，即依循季节种植。

这里，诗歌具体地给人们展现了一个这样的社会：自耕自给，人人劳动，人人平等，自由公道，不用纳税。

第二层(接下六句)：主要描写和平欢乐的田园风光

你看，诗是这样写的——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这里是：杂草蔽路不便通行，鸡啼犬吠好不热闹。祭祀仍用古代礼法。人们衣着也没新的样式。小孩们边走边唱任情放歌，老年人欢乐地往来串门。

暧(ài)，原指昏暗，此指掩蔽遮拦之意。俎豆，古代祭祀之礼器。此指祭祀仪式。孺，小孩;斑白，即头发花白的老人。游诣，来往串门。诣，往、到。

诗人说，这个社会一直保持着淳厚古朴的风尚，人们过着既宁静又欢快的和平生活。

第三层(“草荣”以下六句)：主要写四季交替，怡然自乐

先看前四句——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节和，季节暖和，指春天。风厉，风急势猛，指冬天。纪历志，岁时的记载，指历书。这是说，这里虽然没有记载岁时的历书，但是百草丰茂，就标志着暖春的到来，万木凋凌就知寒冬的降临，春夏秋冬四季交替，自然而然就成了一年。

诗人，又用了以下二句点明：

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这里的智慧，这是指心机智巧。说这种生活欢快安适，其乐无穷，这哪里还用得着去斗智争巧呢!

经过上述三层文字的描写，一个桃花源的社会风尚、经济制度、人与人关系和人们的生活情趣，等等，都具体地、鲜明而生动地呈现在眼前。

第三段(又下六句)：两种世风的不同本源

在这一段，诗人着力于桃花源内外两个社会的比较，指出其根本区别。它说——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这六句的大意是说，桃花源这个“奇踪”，已经隐藏五百年了，如今一旦显露了这个宛若仙境的世界，桃源同世俗之间风尚的淳朴与浇薄既然不同，所以，此种境界一经发现，又很快地隐而不见了。请问世俗人士，怎么能料知尘世之外的事呢?奇踪，指隐居桃源的事迹。五百，指隐者居桃源，已经五百年了。自秦至晋太元年间，实际达六百年。这里说“五百”，乃约数。淳薄异源，淳，朴实;薄，浇薄，不厚道。异源，指两种世风各有不同的来源。游方士与尘嚣外，前者指游于方内的人，即世人。古代道家称现实社会为“方内”，世外仙境为“方外”。《庄子·德充符》有云：“孔子曰：彼游方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后者(指“尘嚣外”)，是说尘世之外，即指世外桃源。

在此诗人暗示说，这个“世外桃源”是美好的，但可惜世俗人士可不能进去享受。实际上等于说，人世间并不存在这样的“理想国”。

第四段(最后二句)：诗人自明心志

诗歌以这样两句作结——

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这里的言，是语助，无义。蹑轻风，蹑(niè聂)，踩踏也。犹言乘轻风。高举，即举翅高飞。契，相合、契合，此指志趣相投的人。

在最后表明了自己对这个理想社会的向往说：我愿意乘那清风高翔，去寻找同我志趣相投的人。

诗人在这之前的一切叙述、描写，都是冷静地纯客观地介绍，到了诗之结尾，对于这个引人的“桃花源”，诗人竟情不自禁地终于让自己公然表明心志：希图变革现实，开创理想世界。这就是这首诗的主旨所在。

* * * *

对于陶潜这首《桃花源诗并记》的思想内容，需要作认真的分析，正确地体悟和认识。这里，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一、这个理想世界到底具有怎样的内容和特点?

这在陶诗其他一些诗文中，也有阐述，但都没有《桃花源诗》所叙述得那样集中，那样具体而鲜明。“桃源社会”主要特点是：这里没有君臣，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欺诈，更没有杀夺。总之，没有人为的制度。看看它是这样写的——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

这里人人劳动，自耕自给，人人平等，淳朴天真;生活和谐自然，彼此和睦友好，氛围和平宁静。总之，人人各得其所，万物各遂其生，各自按着自己的本性自由自在地生存着、生长着。你看——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重余荫，菽稷随时艺;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还有——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 《桃花源记》 语)

这种理想社会的设计，是植根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桃源社会的种种美好风尚，尘俗社会的各种丑恶世态，都正好是鲜明的对立，实际上是针对当时封建社会时弊而发的。因此，对桃源社会的肯定和赞美，正是对现实社会的否定和厌恶。桃源社会提出的若干生活准则，正是诗人田园生活中理想因素的集中和概括，是反映了广大小私有者对造成贫困和战乱的封建制度的抗议;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来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在当时，陶潜这种理想国虽是不能实现的幻想，但也可以启发人们思考现实，认识社会。

因此，所有这些都应当承认，它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当然，他的这种“归隐式”的“避乱幽居”的斗争方式，是软弱无力的，并含有某些复古倾向。因此，同样地不可否认，它是有一定的落后性的。这是作者的时代和阶级局限的表现。但这种思想出现在距今一千多年之前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受制于儒道两家范围，他既无儒家鄙视劳动的偏见，也不取道家放纵的行为。在当时思想界确是独树一帜的。(文研所《中国文学史》)

二、“桃源社会”的设计蓝图是怎样产生的?主客观因素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研究作品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之外，还应当论及全人。

“桃源社会”的产生，主要有这样三个条件和因素，即：

第一、思想因素——陶潜有自己一套宇宙观和人生哲学

陶潜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前后有了变化。前期儒学影响较深，后期(由仕归隐之后)较为“崇老学阮”，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人生观。其要点有：

在个人方面，主张任其自得，反对造作和束缚;

在人事方面，倡导笃厚真情，反对虚伪与欺诈;

在社会方面，主张人人自食其力，各得其所，反对压榨与掠夺。

“桃花源”这个理想蓝图，就是在以上这些观念的基础上设计出来和形成起来的。这就是陶潜理想国的哲学基础。

第二、现实依据——故事本身留有现实的历史影子

“桃源社会”的设计，看来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有一定的现实材料或历史传说资料作为创作的素材。如在《记》中称曰：

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隔绝。

这种记述，在《晋书·郗鉴传》中的记载就有这个影子。传云：西晋末年，太尉郗鉴“举千余家俱避于鲁之峄山”。

再看远一点的历史资料，如《三国志·田畴传》也载有：

(田畴等人) 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按： 外观是险而深，内里平展开朗，正如 “桃花源” 之境)，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

这条史料很说明问题，同“桃花源”十分相似。陶潜在创作《桃》诗和记时，受到这些材料的直接影响是明显的。因为他就曾经在自己《拟古》诗其二中，对田子泰(田畴的字)其人表示过怀念。这些正说明，历史材料确是桃源人“避秦时乱”、“贤者避其世”的创作的现实依据。

第三、生活经历——主要是田园生活的体验

可以断定，陶潜如果没有半生的归隐田园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亲自耕作的经历，是难于描绘桃花源社会的。他就是依靠自己在田园生活的种种积累，用以绘制桃源理想社会的画图的。实际上，它是田园理想生活境界的最高概括和集中反映。

在这里，不妨找些例子加以对照，就更明白了。如在《记》中，写桃源农村景象是：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在《归园田居》诗中的描写是：

方宅十余亩， 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簷， 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这不正是景物十分相似，和平气氛两相一致吗?仅仅是摄取画面的角度，略有差异而已。

再如在《诗》中有这样描写：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在另一首《移居》诗中，就有类似的描述：

务农各自归，闲暇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两处描写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情景和安适气氛，何其相似?

诗人后期的贫困潦倒的生活经历，使自己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变化，促他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实社会，即使立志行善，艰苦躬耕，也不能免于挨饿受冻? 似乎已认识到：躬耕，可以排遣当官的苦闷，却抵挡不住饥寒的逼迫。于是，在五十四岁以后，其诗文就很少提“田家乐”了，说的多的却是贫穷、疾病和死亡。因此陶潜的晚年，不仅憎恶官场，而且也厌恶现实社会。他就是这样地经过回顾、反省和探索，对老庄的“天道观”产生动摇，对自己的“固穷守志”的信念，也不那么天真和有信心了(当然，他还坚持到死的)。这样，就推动他去深入思考问题，并找出了“淳薄异源”的本质性原因。经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帮助诗人最后完成了空想的桃源式的“陶氏理想国”的设计。诗人写完《桃花源》诗文时，已是年达五十四岁，离去世只有六七年时间了。这些都很好地说明，“归隐”是陶潜对官场的决绝;而“桃源世界”，则是他对整个现实社会的彻底否定。

三、关于陶诗艺术特色

这里，打算暂不去对《桃花源诗并记》作单篇的艺术分析，拟将它同其他一些诗合在一起进行艺术上的探讨。我认为这样可更好地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

现在，选读的几首诗，除了《读〈山海经〉》和《咏荆轲》之外，其他几首基本上都属于陶潜的“田园诗”，而陶诗的全部作品，还有其他类型的，即不作全面论述，只对“田园诗”的艺术表现，作一点探讨。

从选读的几首诗出发，并参照有关的一些诗歌，可以看出陶诗有几个独具的特色。

首先，在艺术风貌上，善用白描手法和淳朴语言，构成一种平淡自然的风格。

金代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曾经论述陶诗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陶潜这种诗风在玄言诗统治时代的中古诗坛上，确是独耀清辉的。他的那平淡清淳的诗篇，读了令人格外亲切。现在选读的几首就有这种艺术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些因素促成的。

第一、诗所反映的内容是平凡的、常见的，正因它是平凡的常见的，反而感到亲切。比如，村舍、炊烟、桑树、鸡犬、榆柳和“采菊东篱”、“种豆南山”、“今日天气佳”和“日暮天无云”等等，都是常见事物，语言也甚平淡，但是，它却“淡得有味”，正如苏轼所说：“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又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这是因为“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而可造平淡之境”(宋人葛立方评语)。

第二，诗人所持的态度很真率，由于真诚坦率，就没有隔阂，既无距离，因而感到亲切。请看他的《归园田居》其五云：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热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由此看到了诗人的人格，自己生活平实真率，对人却热情真诚，作风淳朴感人。

第三、诗中所用的语言，既朴实明净，又带着感情，因有深情而“亲”，因无华饰而“切”。以下这些诗句就是证明——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怀古田舍》)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和郭主簿》)

写夏日闲暇的怡适，造语朴素平实，但倒很富感情。只着一个“开”字，便把无灵性的“南风”也似乎体贴人意，及时吹来，撩开你的衣襟，使你享受享受凉意。这使人对“凯风”也觉得特别可亲。

第四、更重要的一点是诗歌中所表达的那种旷达心胸和高远境界。它使人读后发生共鸣，帮你廓清视野翳障，荡涤心境积尘，带你进入诗的艺术境界中去。因而感到分外地平易近人，更加亲切有味。

所以，后世一般都认为陶诗所表达的“情意”，其特点是：既精要又自然，既平易又深长。明人胡应麟就认为陶潜是“开千古平淡之宗”，诗风冲而不薄，淡而有味——淡而深、淡而古、淡而淳、淡而清、淡而有致，致在淡中又在淡外。

这种诗风来源于作者对于生活感受深切真实。因为感受深刻，有可能抓住事物特征，抓住了特征，才可能精要而又平实地反映出来。同时，陶诗所采取的表达方式，正适合其内容的表现。这里，主要是诗语的锻造和运用。陶潜在诗中不用或少用文人的典雅语言，而多用朴素明净之语，特别注意尽量采人“田家语”。在描写手法上，多用白描法，不加雕饰。这种淡雅高远的诗风，正同他的超乎流俗的生活态度和情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如果将他同谢灵运和张协诗歌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他们之间的明显差别。这几位诗人，在描写景物的鲜明、真切等方面，都很精妙。但在色调上，陶诗则无灵运的秾丽，而同张协那样，具有浑朴素雅之美，却又无张诗那种人工雕琢之弊。陶诗的艺术风貌，在晋宋之际的诗坛上，的确是独具一格的。

其次，在景物描绘中，抓特征，动感情，注情入景，物我相融

陶潜善于在平凡景物和日常生活中捕捉最具特征性的东西入诗，并融注自己的深情于景物描写之中。《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所写的就是这样。诗中描绘的，不过是一些田园、草屋、绿树、繁花和远村薄烟、鸡鸣狗吠等等农村常见景物，但一经诗人引入诗篇，略加点染，便产生了一股逗人喜爱的生趣和无比的诱惑力，令人百读不厌，感到韵味无穷。

这里，值得思索的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它的要害在哪里?

看来，其关键在于陶诗的表现手法，不同于当时诗人们的一般手法，而是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明显看出：

第一、注情入景，营造高远境界。他不像当时一般诗人那样，只追求客观的摹拟，弄得诗篇“词丰思乏”，而是十分重视主观情调的灌注，并赋予景物以高远的艺术境界。以《饮酒》其五为例——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这幅有黄菊、竹篱、南山、飞鸟在夕阳的映衬下的“薄暮美景”，是在诗人“观景会心”的基础上，把客观景物融进主观情绪的典型表现。

近人王国维认为，描写景物有二：“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认为冯延巳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千秋去”(《鹊踏枝》)，是属于“有我之境也”;而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乃“无我之境也”。他解释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人间词话》卷上)

第二、着重于神貌点染，具有旷达精神

他不像晋宋之际的一般诗人那样，力求形貌刻划工巧，重形似不重神似，而着重于神貌的点染。这有如“没骨法”的中国水墨画，一点电不露雕琢痕迹，而使之具有旷达的精神。简言之，陶诗重于“写意”，不拘于“写实”。

对此，前人均已深有感触。说陶诗确实富有“意境”，是“超然物处，遇境成趣”;有的还说他的诗，“以趣为宗”。宋人陈师道说得更透切：“渊明不为诗，写其心中之妙尔。”(《后山诗话》)

这些评论，从现在选读的几首诗中，也可以体会到;还可以从《种豆南山下》这首诗进一步领略个中之妙。其诗云——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人以兴奋和抒情的笔触，写着自己起早摸黑的劳动生活，在诗中传达给人们的是愉快的情调，对于艰辛的生产劳动，表现得心安理得，似乎有点“人生第一需要”之感。特别是煞尾两句，更表现了诗人高尚的精神境界：不仅使人觉得充满“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而且从“不足惜”、“愿无违”的语意中，见他与黑暗官场生涯决裂的坚定态度。这就是此诗所传达的诗人的“胸中之妙”。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体悟到陶诗中的“情意”，而不是一般抒情诗中的那种单纯的“情”。因为，“情”，只是喜、怒、哀、乐，属于情感范畴;而“意”，则超越感情范畴，而含有人生哲理的醒悟，以至某种理想境界的寄托。这方面的佳句，在陶诗中几乎俯拾即是——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 《归园田居》)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 《饮酒》)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 《饮酒》)

“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 潠田舍获》)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 《杂诗》 下同)

“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如此等等的诗句，均为诗人平生体验的结晶品，不仅富有情趣，而且更富有理趣，思想甚为深沉。

第三、艺术构思上，景、情、理三者巧妙结合，达到浑融深厚的艺术境界

这是陶诗在艺术表达上的另一个重要特色。这在他的“田园诗”表现得特别鲜明突出，上述已提到的若干这样的诗都说明了这一点。此举《饮酒诗》其五为例，它既是一首有色有声的田园诗，也是一篇假景托心，借物抒情的咏怀诗，同时还是一则随事言志、寓理于物的哲理诗。它把写景、抒情和说理结合得水乳交融，互相渗透、互相衬托，从各个不同角度去欣赏，都会领悟到不同的奇趣和韵致。

第四、在诗语经营上，十分注意炼字、炼意，但拒绝绮丽雕饰，使之造语精到，立意高远

对于这一点，陶诗中有关诗例极多，前边已读到过的若干诗篇，在选字上的奇妙和立意上的高绝，就是明证，不必多援例讲释。

从以上四个方面分析了陶诗的艺术特色，只是就其田园诗而言的(其实，田园诗的风格，也不仅限于“淡雅”一个方面)，并未论及全诗。就全诗来说，正如是鲁迅所说的，还有“金刚怒目式”的方面，限于篇幅，未能加以论述。

最后，让我引晚清诗人龚自珍在《已亥杂诗》中对陶潜及其诗歌的评价作结。其两首七绝云——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

莫信诗人竞平淡，二分《梁甫》 一分《骚》。

( 《己亥杂诗·一百三十首》)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

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 《己亥杂诗·一百二十九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