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诗歌·楚辞》鉴赏
距今2500多年前的春秋中叶,出现了《诗经》,为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奠定了基础;在2300多年前的战国后期,又出现了“楚辞”,为我国文学开创了浪漫主义的新传统。自此以后,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才形成了“双峰并峙、两派分流”的新局面。特别是由屈原开创的我国诗史上的第一个浪漫主义高峰,是一个后人难以企及或超越的高峰,对后世文学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楚辞的源流与发展
一、“楚辞”名称的由来
“楚辞”这个名称,在汉初就有了。这大概是楚辞系楚人屈原创始的,采用的又是楚地的诗歌形式、方言声韵,记叙着楚地风土人情,具有浓厚的南楚地方色彩,所以称它为“楚辞”。它最早可在《史记·张汤传》、《汉书·地理志》等史籍中见到。后经西汉刘向把屈原和宋玉等后学作品编辑成集,定名《楚辞》。这样,《楚辞》又成为《诗经》之后另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后世将楚辞称之为“骚”,或“骚体”,是因楚辞的代表作《离骚》而得名。
二、楚辞崛起因由
先秦诗歌在沉寂了二三百年之后,楚辞终于战国后期在楚地崛起,推究其原委,当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
首先,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楚辞产生的年代,正是社会发展史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变革使楚国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并产生“图霸”愿望。在争霸中,又对文学艺术提出了适应其发展的要求。于是促成了文学的深刻变革。
同时,在奋发图强中,又使楚人形成了一种自强不息、不忘国仇的民族反抗精神。但在屈原生活的年代,却是楚国由盛转衰,陷人内外交困时期。作为时代歌手的屈原,在祖国历史转折的关头,哪能无动于衷?楚辞于是应运而生。
再从文化渊源看,从《楚辞》总集的各诗篇中,可看出它的来源主要有二。这就是:一是楚国文化传统(包括楚地流传的民间歌谣,如《九歌》等)。楚辞以前的文化,主要是神话、寓言和叙述文学。“楚辞是保持了原始民族风俗的文学”(姜亮夫语)。作为北方文化系统的《诗经》,多短章,多叙述性质,极少神话成分,而楚辞则不同,多抒情,少叙述,且神话色彩极浓,这正是南楚文化特征的反映。东汉王逸在《九歌章句序》中:“(楚地之俗)信鬼神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人不仅在祭祀时载歌载舞,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喜爱乐舞诗歌。而且楚地流传着众多神话传说,成为楚文化的一大特色。正是这些原始活力、怪诞物景和神话故事,构成了楚原始艺术浓烈的浪漫色彩。这个原始性质的艺术传统,就是楚辞茁壮成长的最佳土壤。二是《楚辞》与《诗经》所具有的渊源关系。这两部诗集,是两种文化系统的产物,似乎各不相干,但当梳理了楚辞发生原委之后,你会发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诗经》中的“二南”(即周南、召南)之诗,实为“南风”、“楚辞”之异称。它们是这一带地方(汉水流域)的民间歌谣,后经乐官、文士们整理提高之后,录而传习的。因此,它的地方色彩虽没有后来楚辞那样的鲜明,但还是留有“楚语、楚声、楚地、楚物”的痕迹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诗经》的“二南”确为楚辞作了先导,或者说,楚辞正是恢复了诗歌自己的地方色彩,如实地反映了南楚文化的本来面目。
在地理条件上,楚国的自然环境也给楚辞的崛起提供了丰厚的生活基础和创作养料。南朝刘勰在论述“情景关系”时,认为屈赋之巨大成就,也受于“江山之助”。他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原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
当然,上述各项因素,都只是楚辞在战国楚地崛起的客观原因。它只是促成事物变化的外在条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事物的本身。这就是说,楚辞的发生与发展,还依靠这一新诗体的创始者本人的特殊条件。刘勰在《辨骚》的赞语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屈原并非一般文士,而是一位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爱艺术的一身笼数美的伟大诗人。楚辞这一划时代的新诗体,正是透过他独具的特殊素质而造就出来的。
楚辞的奠基者与代表者
一、楚辞奠基者屈原的生平及思想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又自名正则,字灵均。他出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秭归(今湖北秭归县)。一般都说他“出身贵族世家”,实际上,“屈原虽系出于王室,但世逾九代,早已成为疏族,身家沦为‘贱贫’;他的前世固不乏显官,而以楚国制度,再世(或三世)而收爵禄,久已近于庶民,至多是一个没落的贵族”(用姜书阁考证)。他于楚怀王时位至左徒、三闾大夫,一度出使过齐国,说其联合抗秦。屈原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强国富民。在同反对势力斗争中,遭谗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于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他深感自己政治理想破灭,遂投汩罗江而亡。五十多年后,楚国终为秦国所灭。
二、屈原的后学
写作楚辞的作家,在当时诗坛上当不在少数。可惜,留于青史的作家与作品实在太少了。至今流传的除屈原之外,较有名的楚辞作家,在战国时期,只知宋玉和唐勒、景差等人。
宋玉,后于屈原的战国楚人,或称屈原的弟子。史载他曾作辞十六篇,但流传的只有《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和《九辩》等篇。现今认为最可信的只有《九辩》一篇。
唐勒与景差,与宋玉同时 《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皆佚;景差,未见《汉书》籍录。但刘向所辑的《楚辞》中,收入《大招》一篇,或题景差作。
在汉代诗坛“骚体”尚在延续。汉初,汉高祖大力提倡,自撰《大风歌》、武帝也曾有《秋风辞》、《瓠子歌》,而唐山夫人的《祭祀歌》,完全仿《九歌》而作的楚调。当时,长安有许多南方士人,都作楚调、楚声之歌。许多作品,均为后人辑入《楚辞》一书,流传至今。
楚辞作品通说
如上所述,战国时代楚辞作品传世者不多,主要是依恃刘向所辑《楚辞》总集而保留下一些作品,其中主要是屈原所作。因此,这里只介绍“屈作”。
一、作品分疏
按照姜亮夫研究,屈原作品二十五篇,分为三类:
一类是以《离骚》为中心,包括《九章》、《远游》,并附《卜居》、《渔父》等篇。其主要内容是表达屈原一生的经历及抒发种种感情,同时也反映了楚国的现状与未来。
又一类是《九歌》。它是由屈原根据民间歌谣整理而成的抒情民歌式的组诗。
再就是《天问》一篇,专立为一类。因为它与以上几类不同,是屈子关于宇宙、人生和历史等若干问题的学术性强烈的哲理诗和历史诗。
《天问》是一篇旷古奇文,在此多说几句。郭沫若推崇《天问》是中国文学史的绝无仅有的奇妙作品。说它“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从天地开辟以前,问到天体的构造、地上的布置,从神话传说时代问到有史时代,从身边的一些问题问到作者自己,而问得那样参差历落、圆转活脱,一点也不呆滞,一点也不重复,这真表示了屈原的大本领。”(见《屈原赋今译》)
王逸曾经说到它的由来,是由于看到神庙壁画,遂就其所画内容设问,且书于壁画上而成此篇。这真是无稽的附会。实际上,这是屈原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历史等一系列问题,采用了问答方式和诗歌语言,所写的一篇学术文章,或者叫哲理诗、历史诗。它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旧传统观念的怀疑和深刻的探索精神,确是我国文学史上史无前例的奇文。
至于它的创作年代,郭沫若断为怀王末年前后,姜亮夫也说很可能写在屈子使齐之后、庄骄暴郢之前;又有人认为它是作者放逐之后的作品。但是兼观其内证与外证,《天问》当作于《离骚》之前,是屈原早期学术思想的总结。从篇中的语言和句式来看,同他的早期四言作品《橘颂》相仿,《天问》几乎通篇以民间神话传说的成语组成,基本上也是四言诗。可知,当时诗坛上尚流行四言体。由此可证,此诗写作年代是比较早的,不会是晚年作品。
二、作品的思想性
屈原的生活道路、政治生涯和创作活动,是同行并进,却又相反相成。在政治上,几经沉浮,屡遭困顿,最终陷于绝境。可是,他的艺术生命,却是异彩璀璨,豪光万丈,永生不灭。屈原作品之所以青春长驻,最基本原因是由于它们是用了最美、最坚的特殊材料构成的。这就是:
(一)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眷恋故土。作为一位爱国诗人,总是同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并为其贡献自己的一切。他怀恋祖国往日的辉煌,也寄希望于今朝国君猛省兴国,更为“党人”祸国殃民而愤恨;他对故乡、故土、故国的怀念是十分执著的,当他放逐之后,仍然想着死也要回到故土。他深切怀念故土,还由于他深深地同情人民、关爱人民。他切望国君行德政,以减轻人民痛苦与灾难。他是把爱国、爱民和爱乡三者统一起来加以观照,并赋予爱心的。
(二)为政治理想而斗争,始终不渝;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毫不留情。他是一位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旷古稀有的、宁为自己理想而捐躯的杰出政治家。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一首壮美、崇高的史诗。他的思想库中,既有楚国本土文化的成分,又有儒家思想观念,更有法家的若干法治精神。那么,他的政治理想是什么?要言之,就是“美政”。其具体内容,主要有:倡导“德政”,反对“苛政”;主张清明的“法治”,取销昏瞆的“心治”;实行举贤授能,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最后一条是:合纵抗秦,统一天下。
(三)批判地对待旧传统,勇敢地创树新观念。屈原的进步性,不仅表现在政治的开明和艺术的创新上,而且在自然观、历史观上也显示出来。他善于独立思考,勇于追求真理,确是一位罕有的“疑古惑经”的文化勇士。这些思想,在《离骚》、《招魂》和《九歌》中,都有所反映,而在《天问》中,则全盘托出。他的怀疑与批判的方面,主要是:首先,把矛头指向“天命观”,大胆地蔑视与否定天国、神界和地府的显赫权威;其次,对宇宙旧说的怀疑与批判。如《天问》中对天文史上的“盖天说”、“浑天说”、“地方天圆说”和“天动地静说”等种种旧说,进行了诘问,使宇宙旧说震动,给后世以很大启示。再次,作品还怀疑和批判了若干古史记载和神话传说。对历史、人事方面也提出若干令人深思的问题。比如,关于鲧与禹的功过,共工触不周山使“地倾东海”之说和远古王位的更迭,以及传说人物的降生等等。
屈原就是依仗着自己的博学、睿智和广宽视野,对古代天文、地理、哲学、历史、政治和伦理等诸多方面的旧说,进行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表现了求真、求是的认真探索精神。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不能不肃然起敬。
三、作品的艺术性
楚辞,这一新兴诗体,在创作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读了作品,就知道,浪漫色彩渗透和笼罩在作品的各个方面,其程度十分浓烈,从以下若干方面可以看出。
(一)放手驰骋丰富想象,热烈追求理想世界。在屈原作品中,所见的尽是丰富的想象和放飞的幻想。因为要渲泄强烈而巨大的情感洪流和描绘瑰玮超凡的理想世界,只有让想象翅膀超越现实,凌空翱翔,才能营造一个非凡境界。最突出的作品就是《离骚》,还有《招魂》等。
(二)大胆引入神话传说,巧妙改造民间艺术。屈原引入大量神话传说,既不是为了传播迷信,也不是单纯的流传,而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材料有目的地加以引进。比如《天问》中的大量引进,目的有三:一是为了阐明诗歌主题;二是为了重评它的价值;三是帮助自己驰骋想象,或者为作品立论提供充足的证据。至于《九歌》中所述的神话故事,其目的更加清楚。正如宋人朱熹所说:“……荆蛮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楚辞集注》)。这段文字,为屈原改定《九歌》,作了确切的注脚。
(三)挥洒奔放言辞,运用衬托、夸张手法。楚辞的语言形式打破了诗经时代那种板滞的四言格局,出现了句式长短自由、用韵灵活和语言奔放的新局面,从而使诗歌言辞更加口语化,更突出楚声、楚调的地方特色。为了突出显现诗中的各种形象,作者常常以美好奇伟的事物来进行衬托和夸张,收到更佳艺术效果。
(四)大量借助香花、芳草和禽鸟,出色描绘环境和塑造人物。作者在环境描写和人物塑造上,除了运用一般表现手法之外,特别重视比喻、比拟手法的巧妙驾驭。读过楚辞,特别是《离骚》,在眼前就会出现一座雕像——高冠长剑,兰佩荷衣,理想高远,忠贞满怀,情绪激昂而哀怒,意欲远游而徘徊行吟的爱国志士的高大形象。这是屈诗中的主人公,也是作者的自我塑造。它所用的“材料”就是:薜芷、秋兰、坠露、秋菊、芰荷和芙蓉等等奇草异木。特别引人的是在《湘夫人》一诗中,诗人竟一口气动用了碧荷、荪草、芳椒、金桂、辛夷、白芷、薜荔、幽兰、芳蕙和紫贝、白玉等数十种异草嘉木和美贝玉石,多彩地描绘了环境,烘托了气氛,真切地表现了湘君纯洁而专注的爱情。这正好同《湘君》篇中的湘夫人百般相思之情相契合。
从影响中看楚辞历史地位
通览屈原全部作品,可知他确是我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杰出语言大师之一。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不仅是南楚文化的精华,而且是我国文学史上同《诗经》并峙的奇峰,其影响之深远,出于人们意料之外。
楚辞发展到汉代,曾经是当时的主流诗体,但后来随着骚体末流所起的消极作用,逐步为汉代新诗体——乐府民歌与文人五言诗所取代。这是文学史上的自然淘汰,是事物发展规律的反映。“骚体”在汉代虽然遭到衰歇的命运,但它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却是永不泯灭的。
其实,汉代及后世的乐府民歌和文人五、七言诗,以及汉赋和后世的辞赋等文学样式,都从楚辞脱胎而来。比如辞赋中一个显著特征——即夸张铺陈、细致描写等手法,都是从楚辞中衍生出来的。
如果就楚辞作品所蕴藏的人民性来说,后世则有更多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受其启发和影响。如阮藉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陶潜的《归园田居》,以及唐宋的陈子昂、杜甫和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都受其薰陶而创作了许多伟大作品。
楚辞对后来的传奇、散文、戏曲,以至书法、美术等姊妹艺术,也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宋词、元曲中,以《渔父》为题材,演绎为戏剧的甚多。元睢景臣的《屈原投江》,以及《屈原问渡》等,都是有名的作品。在美术上,绘制《九歌图》甚众。六朝时就有人画了,画其全套者,在宋代李公麟之后,就有七、八种之多。元人赵孟頫、明人仇英和陈洪缓,以至近现代的徐悲鸿、傅抱石等国画大师,都画过《九歌图》。在书法艺术上,也有不少书家书写了《离骚》,特别是《九歌》。最早的唐代欧阳询、宋代苏轼、米芾、黄庭坚等,均书写过。明文微明,也有《离骚》帖传世;其女儿文淑还用篆、隶、楷各体写了《九歌》法帖。
以上这些,仅从楚辞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上说的,至于屈原的爱国精神和伟大品格,对后世的影响则更大。
才华盖世,性近屈原的汉代贾谊,就由于“为人学屈子”,而遭受贬谪,因作《吊屈原赋》。百代良史司马迁,继承“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不屈精神,受宫刑之后,仍忍辱负重,发愤著述,而完成了50多万字的史无前例的巨著《史记》。唐代大诗人李白,不但在诗歌创作上“继其踵武”,而且在为人品格上,也极端推崇,认为屈子及作品“悬日月”,永世长存。元、明、清以来,还有许多具有正义感的诗人、文学家,当国难临头之际,无不发扬屈子遗风,慷慨悲歌,创作类似诗篇传世。每逢古历五月五日,我国各地人民都以“龙舟竞渡,角黍投江”方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诗人屈原。这不正是他的伟大人格对后世影响的反映吗?其实,在十九世纪中叶,屈原作品早就译成多种文字,流播域外各国,且同哥白尼、莎士比亚、但丁共尊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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