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
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其先代于隋末流徙于当时属于唐政府安西都护府管辖的碎叶(今苏联的托克马克),李白就出生在这里。李白五岁时随父亲来到四川绵州(今绵阳)居住,并在这里长大。
李白在二十五岁时只身出蜀,遍历中国的名山大川,这给他以极丰富的创作灵感。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抱着“济苍生”、 “安黎元”的志向,积极奔走和追求。他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河,幻想未来的光明生活。
李白在创作中继承了中国诗歌的进步思想传统,认真学习前代诗歌的艺术表现经验,并努力创造自己的艺术风格特长,写下了“想落天外”、 “横被六合”的大量诗歌。李白擅长于乐府和五七言绝句,诗的语言清新自然,不事雕琢,从民歌中吸收了很多营养。李白的诗歌艺术在后代影响很大,宋代的苏轼、陆游等,都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韩愈诗中说: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与杜甫的诗作,是中国文学宝库中最珍贵的遗产。
古风,是一种诗体,又叫古诗、古体诗。与近体诗相对而言,产生较早,形成于汉魏六朝,每篇句数不拘,诗句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诸体,以五、七言句法为常见,平仄、用韵、对仗都比较自由。本书中所选汉魏六朝诸家诗,皆为古体诗,与作为近体诗的唐人律诗有明显区别。
李白的诗以“古风”为总题的诗共五十九首,非一时之作,内容也各自不同;此是第十五首,写作年代大约是李白在长安被“赐金放还”前后不远的时间(天宝三年、公元七四四年)内写成的。
李白在天宝元年应唐玄宗之召进入长安。这个转机曾给李白以很大的希望。当初是“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今日得到进京供职的机会,他自况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满以为能出人头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是到了长安以后,一接触宫廷生活实际,他的理想破灭了,他发现皇帝并不特别喜欢自己,他的那些“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志向,统治者们并不怎样重视,唐玄宗只委任他为宫廷的“翰林供奉”,这是一种以文学词章被顾问的侍从职务,没有什么正式事情可做。李白渐渐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无足轻重,真正的“济苍生”,“安黎元”的抱负已经落空,他不禁“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了。他更在宫廷生活中,进一步认识了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尤其是君暗臣昏、嫉贤妒能的局面,使他无法容忍,他“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提出离去的要求。唐玄宗集中了朝廷权贵们对李白的排斥态度,“以其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李白在“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的情况下,忧愤地离开了长安。这就是写古风第十五首诗的基本感受条件。
李白在这首古诗中怀着现实感受,提出了燕昭王修筑黄金台的故事。李白从在长安的几年感受中体会到,国家能否真正实行任用贤才的政策,关键在于国主和谋臣,如果他们一个是求贤若渴,一个是荐贤举能,这时人才就能得用,并各适其所。他对历史上燕昭王为复兴燕国,采纳谋士郭隗的堆金买骏骨的方针,以重用郭隗,为其修筑黄金台的办法,招致了天下贤才的来归,表示了由衷的赞美。李白对燕昭王特加敬佩,是因为他对当朝的玄宗与宰相李林甫之类,痛有所感。皇帝荒淫腐败,被一群谄媚之徒所包围;李林甫口蜜腹剑,嫉贤妒能;宦官外戚,焰势逼人。这个统治集团为了保持最高权力的清一色的腐败性,在用人问题上几乎堵塞了一切贤才的上达之路。李白用自己被排挤、驱逐的实践体会,写出了“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的愤怒诗句。
当时长安的高层贵族,以皇帝为首,都沉醉在危机爆发前的升平岁月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这些高层贵族,纵情声色,恣意享乐,以“珠玉买歌笑”,是他们的本性使然。而他们越是纵肆这种丑恶本质,对于对社会有用的贤才,则是越加排斥, “糟糠养贤才”,也就成了他们必然采取的政策。李白对此是不能忍受的, “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权贵们排斥李白,李白用孤高傲岸的态度鄙夷权贵,断然采取了与之决裂的态度,自比黄鹄,展翅云天,诗中的“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正是寄托了这种超俗的志向。由于李白是在黑暗专制的社会中奋斗、追求,而时代历史的局限,又使他不能找到一条可以真正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甚至以为是理想的所在,也多半是被美化了的历史过去,或是幻想中的空中楼阁,因为缺少现实历史条件,都注定不能实现。所以李白用“远逝以自舒”的方法去寻找自由、快乐,但因无法彻底摆脱现实关系的束缚,而终究不能彻底了却内心失意的痛苦。这首诗中的“独徘徊”,正是流露了这种情绪。而这种情绪作为审美主体的本质构成,几乎被对象化到此后的一切诗中;所以在李白诗中,不论是怎样想落天外,几乎都无不渗透着失意孤独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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