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768—824),字退之,南阳(今河南孟县)人。贞元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国子监祭酒,官至吏部侍郎。他任监察御史时曾上书请宽关中民徭,结果被贬为阳山令。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他随从裴度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出了不少谋策。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迎佛骨入禁中,他又上书谏阻,触怒皇帝,几乎被处死刑,后贬为潮州刺史。韩愈的思想比较复杂,他反对迷信佛教,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六朝以来淫靡的文风,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运动,但他却又支持宦官俱文珍一伙的势力,反对王叔文等人的政治革新派,以维护儒家道统为己任,等等,都表明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韩愈的散文成就更大。他的诗力求新奇,印象强烈,但有时“以文为诗”,有些流于险怪。
韩愈在文艺理论上是主张不平则鸣的,他说: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送孟东野序》)他的这篇愤慨朝奏夕贬的诗,就是“不得其平则鸣”的代表作。
唐宪宗李纯在元和十四年要把一块佛骨迎入禁中,准备了十分隆重的礼仪,要工农民众和文武百官焚香顶礼,跪路迎接。一向就反对佛教迷信的韩愈,上书皇帝,直言相谏,在奏书《论佛骨表》中,大胆指斥皇帝之所好所为,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唐宪宗见奏表非常恼火,下令杀掉韩愈,由于有裴度、崔群的齐力挽救,韩愈得免死罪,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从长安去贬所的途中,路经商县西北的蓝关,遇见了一场大雪,使征马难行,这时韩愈想到自己因革除弊政被贬,孤忠激愤,慷慨难平,加上贬途的阻难,更感悲伤,满腹怨情无处诉,偏巧在蓝关遇见了自己的侄孙韩湘,韩愈把过去的不平,仍有的忠直,眼前的困阻,未来的失望,都以诗的形象概括,写给了自己的亲人。
诗的首联从朝奏夕贬展开,这是写被贬之速。韩愈朝进奏章,劝阻迎接佛骨,晚上就接到了被贬潮州的上旨。这样对比因果的联系,把皇帝决断的经率,闻忠言而逆耳,以及专断寡恩的特点,都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臣奏君贬是常事,特别是犯颜进谏更多受贬。然而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忠直耿介之士,特别有一种“临危不爱身”的品质,他们都与屈原一样,“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里的韩愈也有这种精神。但韩愈进谏当天就得贬,这是他前所未料的。对于被贬之速,韩愈抒发了激愤不平,中心点在于因由果报的时间之速。所以两句诗虽是直接流利的事态叙述,但内里却充满了怨责之情。
韩愈在诗的第二联中写的是被贬之冤。把朝奏夕贬的不平之愤又推进了一步。诗中表明,自己谏迎佛骨的表章,动机完全是一片忠心, “欲为圣朝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忠心为国,得到的是贬谪远州,这是无过之贬,所以是使人不能不激愤的。韩愈虽未料到朝奏夕贬之快,但对于强谏必然遭贬,却是早有准备的,那时就曾想,为了扫除朝廷里的弊事,自己不应苟且偷安,不敢因年老体衰而顾惜余生。韩愈“除弊事”有这种准备,并不意味着得此贬谪则可以心安理得,他在情绪中流露出,把一个怀有忠心、敢除弊事的老臣贬谪远方,是极度不公的,失望、愤怨,无可奈何的心情溢于诗外。
第三联写的是被贬之途。韩愈离开长安到了蓝田关,这时回望长安,眼中只见终南山上层云横遮,京城被阻断在远处,心中一片迷茫,不知“家”在何处。“家何在?”有身家无寄的渺茫感,有见逐于朝廷的失意感。而“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则是借景物以寓深情。大雪阻路,马难前行,这是自然实景,这景况出现在韩愈眼前,正好可以寄托韩愈当时的情感。诗人留恋长安,不忍离去,路上的雪拥马驻,正是人的内心意向的物态表现。所以直接看字面表现,好象是马不愿前行,实际正是人不愿前行的外化描写。这两句诗是眼前景与心中情的完美统一,它在韩愈诗中是很有艺术地位的。
第四联写的是被贬之悲。韩愈在蓝关偶然遇见了侄孙韩湘。这患难途中的亲人相见,诗人认为是有意的,是韩湘对韩愈有惜老怜贬之意,但韩愈也把它看成似有天意支配,让韩湘来给他的悲剧作一个收结: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中途上就说出了人到去处才可能说下的遗嘱,生时就料到了必将如何死去,岂非人生之至悲大痛!
在韩愈的诗作中,这是一首最动感情的诗,加上作为律诗的对仗工整、韵脚音节响亮,另兼,虽然愁思浓重,然而诗的意境却开放得很远,因而诗的动情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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