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张籍
日日望乡国, 空歌白纻词。
长因送人处, 忆得别家时。
失意还独语, 多愁只自知。
客亭门外柳, 折尽向南枝。
“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这是《艺概》作者对诗歌创作提出的要求之一。诗格卑下谓之俗,这等作品固然无多可取;而熟滥之诗,由于它了无新意,既不能向读者提供新的认识,又不能向读者提供值得玩味的新的审美对象,无疑更加缺少存在的价值。刘熙载的“避熟”的要求其实并不低。诗人们要达到这一要求绝非易事,尤其在写那些已经被前人反复吟咏的题材的时候。诚如严羽所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然而张籍毕竟避开了这个“熟”字。这也正是《蓟北旅思》往往被不同时代的诗歌编选家垂青而没有淹然无闻的原因所在。
《蓟北旅思》新在哪里?通读全诗不难发现它主要新在“客亭门外柳,折尽向南枝”这结末的两句。
“折柳枝以送人远行”,是唐代的习俗。唐代很多诗人都把这一细节写进赠别和思乡的篇章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李白:《劳劳亭》)“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枝苦,应为别离多。”(王之焕:《送别》)“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春夜洛阳闻笛》),无不是传诵千古的佳作名句,张籍在《蓟北旅思》中也写折枝,但和他人并不雷同,他所采取的角度和借以体现的情思都有异于前人。如果以崔湜的《折杨柳》、元淳的《寄洛中诸妹》与之比较,就越发可以证明这一点。
元淳的诗如次:“旧国经年别,关河万里思。题书凭雁翼,望月想蛾眉。白发愁偏觉,归心梦独知。谁堪离乱处,掩泪向南枝。”元淳的这首诗和《蓟北旅思》颇有几点相似。诗人离家甚远,是其相似之一。元淳和家乡有万里之隔,张籍离故土亦很遥远。张籍故乡何处?历史上有几种说法:一说是和州人(今安徽和县),一说为苏州人(今江苏境内),一说少长于和州而祖籍于苏州。从这首诗的前两句看,他的家乡当在“吴”地:他“望乡国”而歌“白纻词”,而“白纻歌”正是吴地的一支舞曲。由吴地到蓟北(今天津以北),自然是十分遥远的了。诗人有家不得归去,是其相似之二。元淳“归不得”的原因,诗中已经写明:“谁堪离乱处”,正处在离乱之中;张籍诗中则未写出,也许是到蓟北公干因某种原因滞留下来,但滞留时间不短则是肯定的,这从第一句的“日日”、第三句的“长因”、第八句的“折尽”可以看得出来。借杨柳以抒发思乡之情,是其相似之三。元淳和张籍的诗都以最末一句为结穴,都在这结穴之句中刻划了一个动人的形象。但元淳笔下是诗人自身的形象:一名女道士手抚杨柳向着故乡掩面而泣;张籍笔下的则是一株杨柳,一株立于清清客舍旁侧的杨柳;它虽然青翠葱茏,向南的枝条却已被人折尽。这遭到破损的杨柳本不及“掩泪向南枝”入画,但由于它破损的原因——枝条为思乡情浓的人所折,反而获得了特殊的美感。它更启人遐思:折枝本为送友,送友又惹起乡愁;杨柳向南的枝条既被折尽,那折枝的诗人胸中的思乡之情已经掀起多少潮头?物尚如此,人何以堪?诗人思乡之苦已溢出胸臆弥漫于客舍,弥漫于蓟北了。
崔湜在《折杨柳》中写道:“二月风光半,三边戍不还。年华妾自惜,杨柳为君攀。落絮萦衫袖,垂条拂髻鬟。那堪音信断,流涕望阳关。”这无疑是一首代言体的征妇诗。诗人同样借助折柳表现思念之情。但这种感情抒发还是比较直接的:由思夫而导致折柳,以折枝表现思夫;张籍思乡之情表现于杨柳时则更加曲折深沉,这已为前言。当然这种曲折深沉是就结句而言。在《蓟北旅思》中并不缺乏直抒胸臆、直接表白的句子。但正因为诗的前二句颇多直白,所以结束时出现的这一杨柳的形象才含蕴着极丰富的情感,并给全诗增加了含蓄和蕴藉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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