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雷发
莫读书!莫读书! 惠施五车今何如?
请君为我焚却离骚赋,我亦为君劈碎太极图;
朅来相就饮斗酒,听我仰天呼乌乌。
深衣大带讲唐虞,不如长缨系单于;
吮毫搦管赋子虚,不如快鞭跃的卢。
君不见前年贼兵破巴渝,今年贼兵屠成都;
风尘澒洞兮豺虎塞途,杀人如麻兮流血成湖。
眉山书院嘶哨马,浣花草堂巢妖狐。
何人笞中行? 何人缚可汗?
何人丸泥封函谷? 何人三箭定天山?
大冠若箕兮高剑拄颐,朝谭回轲兮夕讲濂伊。
绶若若兮印累累,九州博大兮君今何之?
有金须碎作仆姑,有铁须铸作蒺藜。
我当赠君以湛庐青萍之剑,君当报我以太乙白鹊之旗。
好杀贼奴取金印,何用区区章句为?
死诸葛兮能走仲达,非孔子兮孰却莱夷?
噫!歌乌乌兮使我不怡,莫读书,成书痴!
乐雷发生当南宋末年,在理宗宝祐元年(1253)中特科状元。据乐雷发后人乐宣《雪矶丛稿跋》说: “时元兵大起,西北多虞,……尝为乌乌歌……励志发愤。”这首诗的主旨是感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书生真是“百无一用”的废物。诗中所指的书生包括两种人,写作辞章的文学家和研究性理的道学家,诗人更加愤慨的是后一种书生。
诗的开头,就以十分愤激的语言出之: “莫读书!莫读书!”在这国家危亡之秋,即使如先秦时代惠施那样学富五车,又有什么用处呢? “离骚”是屈原的作品,“太极图”,是宋道学家周敦颐所作《太极图》和《太极图说》,代表道学。这两句是表明,在国家危亡之际,书生的著作以及道学均无补于国事,这是对书生无能为力的愤激之语。
“乌乌”通“呜呜”,汉代杨恽《报孙会宗书》中有云: “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 “讲唐虞”,指道学家; “赋子虚”,司马相如写《子虚赋》,指文学家; “长缨”用汉代终军“受长缨系南越王”的典故,“单于”指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指蒙古兵; “的卢”是三国时刘备的坐骑,他骑的卢马“一跃三丈”,跃过檀溪。这几句意谓,无论是那些穿着深衣大带的道学家,还是走笔成文的文学家,终不如弱冠请缨的终军和有英雄豪气的刘郎,能在战场上与敌人拚杀!书生不仅“百无一用”,还有可能清淡误国! “君不见”以下六句,诗人即切责道学误国。“今年”指写作此诗时的淳祐元年(1241),这年十一月蒙古兵破成都;“前年”指嘉熙三年(1239),那年八月蒙古兵取重庆、眉州等地; “风尘” “杀人如麻”用李白《蜀道难》中句: “所守或匪人,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浣花草堂”是诗人杜甫的故居,在四川成都;“眉山书院”指眉州孙家的藏书楼兼学堂。这几句意谓,文人在舞文弄墨,道学家在高谈阔论性理之学的时候,蒙古兵却大举进犯,攻陷了巴渝、成都等地,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敌人杀人如麻,致血流成湖;连杜甫草堂和眉山书院,也成了敌军驻扎和战马嘶鸣的地方,还有什么学问可言!这是对书生,尤其是对道学家的绝大讽刺!南宋时道学的声势很盛,诗人刘子翚、陈造、徐似道等早就作诗讽刺过道学的诈伪。陈亮更是尖锐地批评过: “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南宋末年,理宗定理学为国家的正统学问,不少人担心,提倡道学误国误民。如利登有诗曰: “开门周孔心,赖有伊洛儒……彼哉典午时,相师谈清虚;未知千载人,视今更何如?”乐雷发对此也有同感,本诗用残酷的事实,表达了对道学误国的愤慨和责难!
“何人”以下几句,是诗人希望有象薛仁贵那样的名将,“三箭定天山”;同时斥责那些对蒙古贵族妥协的投降派。中行说是西汉护送公主远嫁匈奴的汉人,留在匈奴却“以汉事告匈奴”。贾谊奏疏说: “行臣之计,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苔其背。”这里即把中行说比那些投降蒙古的宋人。“丸泥封函谷”,是汉代王元的话: “以一丸泥东封函谷关。” “大冠若箕”指颜回,“轲”指孟子;周敦颐号濂溪,程颐号伊川。这里都指道学。“仆姑”是箭,“湛庐”、“青萍”是三国以前传说的宝剑。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诗说: “斩胡血变黄河水,枭首当悬白鹊旗。”这几句意谓,道学既然误国,书生就应该摒弃道学,投笔从戎,拿起宝剑,高举战旗,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斩胡儿,缚可汗,恢复九州大地。这是书生大有作为之时。“九州博大兮君今何之?”诘问当代书生儒士,在这国难当头、存亡危急之秋,作何抉择?
最后几句是诗人的回答: “好杀贼奴取金印,何用区区章句为?”名士儒生在这国家危急之际,理应上阵杀敌,建功立业,不应该再沉溺于章句之学。他并举孔子和诸葛亮两人为例,说明书生并非不能有所作为。孔子“却莱夷”,据《左传》记,齐侯与鲁侯会盟,齐侯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孔子说: “两君合好,而裔齐之俘以兵乱,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仲达”是魏大将司马懿的字,《汉晋春秋》引民谣: “死诸葛走生仲达”。诗人引这两件事是说道学家得象孔子那样智勇双全,号称名士的文学家也应象诸葛亮那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诗的结句,诗人心情极为沉痛,痛感书生无用;并告诫天下的读书人,应振作起来,切莫成了于世无补的书呆子。
此诗继承了鲍照、李白长篇歌行体诗歌的优良传统,风格雄伟,情调昂扬。诗人处于南宋末年,当时北方蒙古兵不断南侵,国势岌岌可危,而南宋君臣犹推行妥协投降政策,于是他不禁悲愤万分,痛感书生无用,道学误国,慷慨悲歌,寄寓了他深沉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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