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首诗在苏轼集中或载或不载,清代纪昀认为“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千古诗集,有此体否?”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诗本无定体,以体格衡诗,未免拘于形式。“随手写四句”,只要有新意,亦是好诗;不然,“捻断数茎须”,也难得佳句。陈迩冬亦赏此诗,批评纪昀“所见甚陋”。诗前有序,陈氏疑非“序本诗之文”,窃有同感,现姑录存备考: “武昌主簿吴君亮采,携其友人沈君十二琴之说,与高斋先生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颂以示予。予不识沈君,而读其书如见其人,如闻十二琴之声。予昔从高斋先生游,尝见其宝一琴,无铭无识,不知其何代物也。请以告二子,使从先生求观之。此十二琴者,待其琴而后和。元丰五年(1082)六月。”
全诗四句,由两个设问、两个反问所组成,作者似要推究美妙的琴声从何而来。“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这是就客观之物的琴而言。“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是就弹拨而生琴声的主体而发。两个假设均被后面的反诘所推翻,前一联的否定又成为后一新假设的前提。两个前提相续相生,又相继被破,表面看来,琴声究竟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然而经过否定之否定,肯定也隐然存乎其中。可以这样理解:琴声是琴的客体与弹奏者主体相待相生的产物。依赖于琴这能发声的乐器,再加上高超的弹奏技巧,美妙的琴声于是产生。琴和指法,两者都有所“待”,缺一不可。
在五十年代的美学问题讨论中,朱光潜先生曾以此诗来论证他的美学观点。他认为美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主客观的统一。这样的引伸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因为这首诗的旨趣在于破除偏执之见,而取一种扣其两端的态度,于是自然会启发读者去领悟主客观对立统一的哲理。
这首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些类似佛教的偈语,它并不描摹物态,亦不抒发情愫,而纯以理语发人妙悟,以理趣引人深思。苏轼喜欢佛理,《楞严经》有云: “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此诗在构思上可能受其启迪。佛教的缘起理论,认为一切事物或现象的生起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或条件,离开了关系或条件,就没有任何事物的生灭变化,“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苏轼此诗亦洋溢着这种玄虚的理趣,尽管其基础是唯心的,却有辩证的意味;尽管不无绝对相对论的色彩,却具有某种圆悟启智的作用。
换一角度,我们还可以对此诗做这样的解会: “妙音”固然依恃“妙指”而发,若无心灵的“妙悟”,则无所运其“妙指”,亦无从产生“妙音”矣。东晋诗人陶渊明常抚无弦琴以自娱,正因为心中有美妙的音乐,人虽不闻其声,而怡然自得其乐。从这一意义上说,“妙音”既非出于琴,亦非发于指,而是存于心。这也许是本诗的另一层意蕴吧。
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千古诗集有此体否? (纪昀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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