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巾山草堂记》原文与赏析

方孝孺《巾山草堂记》原文与赏析

方孝孺

逾浙江以东，多大山，东南极海上尤秀绝，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雁荡、天姥，皆穹窿堪峻，为天下奇观。迹疑乎蓬阆，名播乎区极，士之选幽探胜者，宜其乐趋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终身未尝一至。岂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遗之欤?

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圆秀苍润，远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语之曰“巾山”。其上有楼阁室庐之美，凡人至郡者，无不往游; 凡宅于左右者，必构危架迥以挹取朝岚夕霏之异态。盖其势迩且毕，其所蕴易见，至而穷之不难也，是以众乐观焉。

卢处士定谷家，正与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读书，识义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静不竞，非安于毕近者，岂其心有所得。钜小崇卑，固不足较乎? 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过于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尝不在也。惮其难而安于浅陋，固不可;忽细微而慕高且大者，亦鸟不可哉! 故顺亲弟长而非远也，而性与天道不外焉。尧舜之道与天准，而谨言慎行，可以驯致焉。巾山岩壑之盛，视天台、四明固有间焉，其有会于人心，而人乐之不厌者，果有异乎否耶? 定谷必有以识此矣。

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叶君夷仲、张君廷璧、林君公辅、陈君元采，夜登绝顶，饮酒望月，纵谈千古，竟夕不眠。予谓叶君曰：“昔苏子瞻夜登黄楼观，王定国诸公登桓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以为太白死后三百年，无此乐矣。斯乐也，又子瞻死后三百年后所无也。”诸君皆大笑。追计其时，忽十五年，今存者，独予与张、陈耳。二君亦将老矣。予系职业，数千里未得归。然则补记定谷之草堂，能无慨然乎?

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语山灵，待我东归，尚当约同志重游。因历览海上诸山，以尽宇宙之大观，其乐盖未艾也。

本文题为《巾山草堂记》，开头却不就巾山而发，起笔旷远，先开辟大的游览区域，“逾浙江以东，多大山。东南极海上尤秀绝。”先点明浙东为游览胜景，然后将冗长的景线慢慢收拢，突出东南最著名的四大名山——天台、四明、雁荡、天姥，以见形胜之地名不虚传，峰峭岭峻，为天下奇观。传说中阮肇入天台山采药巧逢仙女，李白梦游天姥山，见海日，闻天鸡，琼花异草遍地，洞府奇观令人神往，身临其境几疑入蓬莱仙境。四大仙山，名播海内，想必天下喜欢探幽访胜的人们，该是乐此忘返吧! 然后承接前文，转而一叹：“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终身未尝一至”。远方的游客倒能饱尝美景，而作者身处浙东，竟未曾上名山揽胜而一饱眼福，不由为之深感遗憾! 难怪要感慨万端，不禁引发疑问。难道因为四山太高大不能攀缘而上而遗弃它吗? 行文至此又一转折，于是十分自然地将漫长的景线收聚为一个景点，由此而引出浙江台州宁海县的小山——巾山。“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圆秀苍润。远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语之曰巾山。”以“小”“特”“圆”“秀”“润”等寥寥数笔勾勒了巾山概貌，然后加一极为通俗形象的比喻：“如人之弁冠”。状其山形情趣盎然，仿佛间其山如在眼前。

山上有楼阁亭台之美，凡是外地来客至郡必去登览此山，凡住在巾山左右紧邻无不造起高高的凉台，用来采撷巾山早晚变幻无穷的云气烟霞!加上山势近人寰，容易登跋，山上所蕴易见可以尽情享受，穷之不难，所以大家都乐于登临此山。文章由两个“凡”字从范围上点出小小巾山是台城的名胜，人们乐而前往。然后笔锋一转，由巾山引出“巾山草堂”。卢处士的家正好与巾山对面，因而把他的堂称为“巾山草堂”。进而由堂及人，介绍卢处士为人：“知读书，识义理。其才智可用。”不仅有才学，足智谋，更可贵的是他的德行：“恬静不竞，非安于毕近者，岂其心有所得。”卢处士为人恬淡，与世无争。作者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如果家不与巾山近便，他是不会将其堂命名为巾山草堂而想有所得的。行文至此，由一般的叙述引发议论，认为人世上的大小高低本来就是很难比较的。天下最大的东西没有比得过“道”的，况且低小近便的地方，“道”未必不存在。害怕登越高山峻岭，畏难不前而安于浅陋，这种心思本来就不足取，而忽视细小的东西却一味地钦慕高大的事物也是行不通的。一切可以从小事做起，所以说敬重长辈，尊兄爱弟使家庭和顺这些事离我们不是很远的事，可见人的本性与天道是可以相通而不是隔得远远的。尧舜的德性可说与天齐，可他们一向谨言慎行，在作者看来，一个普通人只要遇事言行谨慎，三思而后行，那么慢慢地以道训戒自己，也可使自身的德行符合“道”的标准要求。巾山峰峦秀色当然比不上天台、四明诸名山，然而人人乐于游览而永不满足，个中道理想来卢处士必定早已识得。作者就巾山而阐发对“道”的独到见解，认为不管大小事物均有道。道者，不在于远近大小，凡事不能一味追求高大，而忽视细微小事。作者阐述的“道”之深蕴，恐多玄妙之处，但亦不无道理，内中包蕴着一定的人生哲理，引人深思! 以上紧扣题目就巾山草堂记而议，以下行文宕开一笔，转而记游巾山。

壬戌七月 十六日，作者和文友叶夷仲、张廷璧、林公辅、陈元采，夜游巾山，登上山顶，饮酒赏月，说古道今，通宵达旦，兴味无穷。忆想古人，当年苏子瞻夜登黄楼观，王定国等登桓山，认为李太白之后三百年没有比他们更快乐的了。作者谓苏、王之后又一个三百年，恐怕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快乐的了。自以为无论三百年前或三百年后，不管何世名公都难以与他们今晚的游乐比并，可见其乐无穷矣。文以“大笑”作为夜游结语，良多韵味! 人世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固然难再，不是吗，追忆此游，岁月匆匆已隔十五春秋，访旧半为鬼，当年同游者，老的老，死的死，所剩无几! 怎不令人感慨! 尤为难奈的是作者身入仕途，困于职守，难以归里重游巾山，难道不是人生一大憾事吗? 文章最后以因补记卢处士草堂作结，与前照应。唯愿来日约同志重游，历览海上诸大山，寄希望于来日，中多隐语，尚未发尽，含未尽之游兴和不尽之哲理，令读者自己去心领神会。

这篇游记行文线索由远而近，由大而小，紧扣“巾山”而发，文笔跌宕生姿，由浙东名山引出“巾山”，由“巾山”引出“草堂”，由“草堂”而兴感，即由山之高大、低小而阐发对社会人生——“道”的哲理。按着又以鲜明的对比，突出描绘了乘月夜游巾山的乐趣。从中再次由游兴感，感叹人生无常，寄托重游的意愿。文笔流畅，内多寄寓，叙议结合，融情、景、理为一炉，耐人寻味。

明初的游记不像晚明的山水小品，尚未摆脱宋代游记的议论化倾向，利用游记进行说理，就游山所见谈感受、发议论。这种游记，不以抒情、写景见长，而以议论，说理取胜。本文就巾山草堂与夜游巾山绝顶，两度畅发议论，就是这种特点的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