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
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
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
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
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
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
本诗是苏轼在元丰八年(1085)鉴赏了王逸少法帖后的题诗。王逸少,即王羲之,见李白《王右军》一诗的赏析。苏轼在这首题诗中,通过张旭、怀素草书和王羲之草书的对比,对王书的艺术风格作了高度的审美评价;苏轼对于世好草书的针砭,也有其可取之处。
颠张,即张旭,其性格极为颠狂,草书亦被称为“颠草”,见李颀《赠张旭》一诗赏析。对于张旭的草书,苏轼既能看到它的过人之处,又能指出其美中不足。他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中写道:
张长史(旭)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
苏轼的这一书学思想,正是他这首论书诗的出发点。张旭的草书,属于“今草”一路。这种草书,由汉末的书法家张芝变化“章草”而来,它脱去了章草中所保留的隶书笔画形迹,使上下字之间的笔势有较多的牵连相通之处。今草到了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王羲之第七子)那里,笔势飞动神纵,连绵相属,甚至被称为“一笔书”。在唐代,张旭把今草写得更为放纵豪荡,风驰电掣,笔势则连绵回绕,字形则奇怪百出,所谓“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因而被人们称为“狂草”。苏轼认为,张旭的狂草具有颓然天放的个性,神逸自足的意态,但是,不免过于狂怪,连绵盘曲太甚;张旭的书法功力深厚,楷书基础札实, 《郎官石柱记》就是明证,但就其狂草的影响来看,有些企图走捷径的人却就此而不愿在楷书上下苦功,他们为求一蹴而就,总是下笔连绵,横扫乱涂,并美其名曰“狂草”,这犹如一个人不能立和行,却想一下子飞速跑步一样。在这方面,苏轼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可谓一针见血。
醉素,即怀素,他和张旭一样,喜醉后作狂草,世称醉素或狂素,见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杨凝式《题怀素酒狂帖后》二诗赏析。对于怀素的狂草,王澍《竹云题跋》认为出自王献之,而“纵逸过之,要其过处,即其不足处”。这一评价也不无道理,因为过于纵逸,过于盛气凌人,往往会内涵不足。再就其影响而论,有些人也竞相学其草书的狂怪而忽视行、楷书法的基本功。
正因为颠张、醉素的狂草有其美中不足的一面,而苏轼又着意要针砭学书者不能立、行就想奔走的恶习,故而嬉笑怒骂地称张旭、怀素为“两秃翁”。怀素幼年即剃度为僧,是名副其实的“秃”,而张旭的头发也有些秃,所以苏轼对二人的戏称,又是符合实际的。
接着,苏轼指出他们“追逐世好”,亦即追随世人不正确的书法习尚,大写特写其狂草,并自称工于书法,擅长挥毫。其实,他们何曾梦见过“钟、王”。钟,即钟繇,三国魏大书法家, 见张丑《米庵鉴古百一诗(其一)》赏析。王,即王羲之。钟、王二人历来被推许为古代书家的正宗代表。唐孙过庭《书谱》就说: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张芝)之绝,晋末称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之妙。”苏轼说张旭、怀素连梦中都未见过钟、王,也就是说,二人根本没有继承钟、王之法。当然,这一批评不免偏激,但这是为了对不良风气的矫枉过正。他还进一步多方取譬设喻,说旭、素二人妄图粉饰自己,欺骗盲人聋子;又说他们犹如闹市中的倡优妓女,涂青抹红,唱着妖娆的歌曲,跳着“嫚(体态软弱秀长而美艳的样子)舞”即柔媚的舞蹈,从而哗众取宠,去迷惑不懂事的少年儿童。
苏轼这首论书诗的第一至第六句,为第一部分,着重指责旭、素二人狂草及其不良影响的一面。当然,苏轼并不否认二人特别是张旭狂草的艺术价值,但在这首诗中,却是突出其美中不足,其目的一是为了消除这类狂草带来的副作用,以矫正书坛上妄图通过学草一举成家的投机取巧心理,从这点上说,苏轼对旭素的批评,也带有指桑骂槐的性质;二是为了通过对旭、素夸张性的贬抑,以褒扬王羲之书法的风格之美。因此,苏诗的第二部分——第七句至结尾,其重点是颂扬王书。综观全诗的艺术构思,用的是欲扬先抑的手法。
怎样赞颂和描述王羲之书法的艺术风格?苏轼不愧为大诗人,他也以女子为喻。和涂青抹红、妖歌嫚舞、媚俗而轻浮的“市倡”不同,王羲之的书法,犹如“谢家夫人澹丰容”。谢家夫人,即谢道韫,东晋女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侄女,王羲之次子王凝之之妻。在文学史上尤以“咏絮才”而著称,亦工书。唐李嗣真《书后品》称其书“雍容和雅,芬馥可玩”;张怀瓘《书断》也说“谢道韫有才华,亦善书,甚为舅所重”。
苏轼形容王羲之书法,先以谢家夫人为喻,可谓落笔不凡,意蕴颇丰:其一,秦观《王俭论》说: “王、谢二氏,最为望族,江左以来,公卿将相出其门者十七八。”谢道韫不但是联结着王、谢两大望族的名门闺秀,而且是“起家秘书郎,累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张怀瓘《书断》)的王羲之的儿媳;其二,道韫才华焕发,聪慧多艺,为世所重,王羲之更是如此;其三,二人均善书,雍容和雅,韵味馥郁,芬芳溢于东晋书苑;其四,这是更重要的,即道韫的风度酷似王羲之的书品: “萧然自有林下风。” 《世说新语·贤媛》曾说:“王夫人(即谢道韫)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后因称妇女仪度闲雅者为有“林下风致”。苏轼在诗中是这样赞美的:丰姿恬淡闲雅,容仪萧散清朗,翩翩自有林下风气。这既是对谢家夫人风度的传神描绘,又是对王羲之书法的生动写照。
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写道: “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苏轼据此写道: “天门荡荡惊跳龙。”荡荡,渺茫广远的样子。《汉书·郊祀志下》: “及言世有仙人……求之荡荡,如系风捕景(影),终不可得。”苏轼用“龙跳天门”典故, 以“荡荡”一词加以渲染, 又以“惊”字点醒,既突出其生龙活虎的雄逸跳跃姿态, 又展示了“惊跳龙”广袤渺茫的空间环境,给人以神龙见首不见尾,而终不可得见其全貌之感。
“出林飞鸟一扫空”,陆羽《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载,怀素曾说:“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苏轼在这里用借代手法,借怀素“飞鸟出林”之语以代怀素其人其书。全句意为,在王羲之“龙跳天门”的书法面前,怀素的书作可以一扫而空了。这在结构上是脉接和呼应第一部分对张旭特别是怀素草书的贬抑。
“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苏轼愿以草书题跋于所鉴赏的王逸少帖后,以续其终;但是,这是要有时间条件的,亦即须等到他日有余暇之时。匆匆,语见卫恒《四体书势》:草圣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意为匆促忙碌,没有闲暇写草书。这句话也可这样来理解:创作草书艺术,并非为了节省时间;相反,必须有充分的闲暇,才能写好草书。所以苏轼说,待我以后不“匆匆”之时再来“续其终”,而今天是没有时间了。这一结尾,可谓独出机杼,别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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