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
“三”字尤应三笔殊,须知莫类算盘珠;
纵教举世无人赏,付与名山亦自娱。
马叙伦(1884—1970),字夷初,一作彝初,号寒香、石屋老人,别署啸天生,浙江余杭人。现代著名的民主人士、学者。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国粹学报》等报编辑,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民国政府教育部次长。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生平于文字、金石、训诂及老庄哲学、诗词等皆有著述,有《石屋余沈》、 《石屋续沈》等。数十年临池弄翰,虽为余事,却深得世人好评,书风清劲秀丽,超逸绳检,尤以小楷行书为最佳。196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曾影印线装本《马叙伦墨迹选集》。
这首七绝选自马叙伦的《石屋余沈·论书绝句》。先生在诗前写道: “余自幼好书,垂老得法,廿六年丁内艰,读礼之暇,成论书绝句二十首。”说明诗作于1937年。
首句由宋朝米芾语而来。殊,不同。米芾《自叙帖》云:“又笔笔不同, ‘三’字三画异,故作异;重轻不同,出于天真,自然异。”第二句又用一典,为东晋王羲之名言: “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孝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两句连用两典,既构成了诗句内在的逻辑关系: “三笔殊”是为了“莫类算盘珠”;又道出了两典的渊源关系: 米芾之说出自书圣王羲之。
“三”是由相同笔画多次重复所构成的单字,用它来揭示书法艺术形式美的原理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艺术形式美的规律告诉人们,和谐是杂多的统一,是不协调因素的协调。唐孙过庭《书谱》就说,书法的笔画结构应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言以蔽之,就是应该体现“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美学要求。历代书诀也有“点不变,谓之布棋;画不变,谓之布算”之说。以“三”字为例,如果三画重复而雷同,平直相似,就像布筹一样,这就导致统一有余而缺少杂多,就不可能构成书法艺术的形式美。所以,唐太宗《笔法诀》说,三横平列,应“上平,中仰,下覆”。这虽不能奉为模式,却说明应该“‘三’字三画异”。书法创作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三个横画有了或仰或覆、或重或轻、或长或短、或粗或细等等殊异,统一中也就有了多样,协调中也就有了不协调,极简单的三画也就体现出“其形各异”, “为体互乖”,如是, “和而不同”的结体美也就诞生了。
艺术形式美的多样统一律,不但适用于书艺的笔画结体,而且适用于书艺的章法布白。王羲之的《兰亭序》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唐何延之《兰序记》写道:《兰亭序》“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就中 ‘之’ 字最多,乃有二十许个,变转悉异,遂无同者”。试看该帖,一个个不同的“之”字和其他形体各异的字,犹如闪烁着不同光亮的星星,参差布落在夜空的天幕上,令人赞叹不已。这类高度体现艺术形式美规律的法书,就截然不同于类乎刻版印刷术的那种“算子书”了。书法作品一旦达到这一高度,就会“纵教举世无人赏,付与名山亦自娱”了。
马叙伦在这最后一句中,又用了“藏之名山”一典。名山,深山、大山。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意思是我写成“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即使当世无人欣赏,但把它收藏于名山,可以留着传给和自己心意相同的人,也就是说,总有知音会了解我的作品的。马叙伦化用这一典故,用以说明体现了多样统一律的书法作品,即使“举世无人赏”,也可付与名山,将来总会遇到知音。
马叙伦诗的第四句,还揭示了书法美乃至一切艺术美的另一规律,即功能上的“自娱”性。关于艺术美的自娱性,历来有事实为证。例如绘画,元代倪云林在《答张藻仲书》中说:“仆之所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再如园林,宋代司马光在洛阳有“独乐园”,清代北京有“自怡园”。说到音乐,唐代酷好弹琴的白居易在《好听琴》诗中写道: “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尤宜听三乐, 安慰白头翁。”再说到篆刻,明代万寿祺《印说》写道: “予少时好书篆,弄印以为戏……”清郑文焯在印款中也写道: “余龆龀嗜游刃,刻木石作字,或作画以为戏。”至于书法,宋代文豪欧阳修在《试笔·学书为乐》中说,学书“亦自是人生一乐”……这类事实均足以说明:包括书法在内的艺术美虽有其种种重要的社会功能,但以美自娱的功能也不容忽视。马叙伦“付与名山亦自娱”一句,把书法美的这一功能提得更为明确,这是他长期学书经验的结晶。今天,社会上除了长期从事书法创作的专家而外,还有广大的书法绘画业余爱好者,其中包括龆龀少年乃至白头老翁,他们所形成的方兴未艾的书画热,也离不开艺术美的自娱性,这是被事实所雄辩地证明了的。
“纵教举世无人赏,付与名山亦自娱”一联,不但揭示了书法创作的自娱性,而且表现了马叙伦对于自己书法的自信心。马叙伦的书法渊源有自,由唐入魏晋,再溯先秦,其书作还体现了他的其他艺术主张: “书法要拙中生美”, “作书不贵形似”……他与沈尹默互评书法说: “尹默于书,正清代所谓三考出身”, “余则若清之大科耳”。由此他十分自信:“余书亦不入某家牢笼,出入自由,今虽无成,不敢自菲,假我以年,阔步晋唐,或有望耳。” (以上均见《石屋余沈》)其诗句中所洋溢的自豪感正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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