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庄
金甲雕戈,记当日辕门初立。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铁马晓嘶营壁冷,楼船夜渡风涛急。有谁怜、猿臂故将军,无功级? 平戎策,从军什。零落尽,慵收拾。把《茶经》《香传》,时时温习。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
对这首词的写作时间,目前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嘉定十三年(1220)以后,十七年(1224)以前”,一说是“绍定六年(1233)”。笔者赞成后一说,理由有三:一、刘克庄生于淳熙十四年(1187),到嘉定十七年,最多只有三十七岁,难以言老;此词上下片作今昔对比,分明可见时间跨度不小,若按前说,则前后相去仅三、四年,似说不通。二、根据作者在下片所流露的消沉颓丧的思想情绪看,颇符合他在宝庆(1225—1227)初年江湖诗祸后废闲家居,遭遇坎坷时的实际。三、嘉定十七年后金国衰弱,无力南侵,宋金一度相安无事。直到绍定六年,蒙古与宋协商共同攻金,宋师进军河南,这才可能出现机会,使作者“忽动从戎之兴”。因此,当以绍定六年之说为是。
这首词可以用“追往事,叹今吾”六个字来隐括。上片是“追往事”,鲜明生动地刻划了作者在嘉定十一年至十二年(1218—1219)在金陵幕府时参加抗金斗争的火热生活。开篇“金甲雕戈”三句,描绘出作者早年投笔从戎,披坚执锐的英姿。它用的是倒装句法,因而显得格外突兀动人!下面“磨盾鼻”三句,则是写作者作为帅府幕僚,不仅参预军事,出谋献策,而且激扬文字,一挥而就。盾牌的钮叫“盾鼻”。军队中生活简陋,没有完备的书房文案,情况紧急时往往只能就着盾鼻磨墨。这里“磨盾鼻”就是喻指军中草檄。“龙蛇”,一般用来形容书法笔势的蜿蜒盘曲,此指墨迹。“铁马”两句,表现作者跨马驰骋,登船夜渡,与敌军对峙的惊险斗争生活。作者虽是书生,又是战士,从文习武,智勇双全。这样就反映出作者军幕生活的不同方面和整个的精神风貌。
对这段生活,作者是深为留恋的。故从发端起就以丰富的感情色彩,对它作层层铺写,情调显得十分昂扬亢奋。这段文字要结束时,这种高昂的情绪和劲健的词笔也恰好达到最高点。最后的“有谁怜”三句所写的生活场景已发生变化,于是气氛也急转直下,作者不被重用,反遭嫉恨,以至功名未立,于是不胜感慨,十分哀怨。“猿臂故将军”是指汉代名将李广。他猿臂善射,曾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功绩卓著,却始终未得封侯。古时以首级计功,李广劳而无功,故云“无功级”。作者此处以李广自比,感叹无人知遇,满腹悲凉。
下片是“叹今吾”,写的是作者眼下的实际处境。词中把它分成不同的层次来描绘,其意图是反映作者在闲散无聊的生活中心灰意懒的思想情绪。“平戎策”和“从军什”,是作者一生中的得意之作,也是他军幕生活的珍贵纪念。而今由于久遭废退,出路莫寻,作者陷入失望之中,所以再也不看重这些东西,而任凭它们散落殆尽了。《茶经》和《香传》是专门记载如何煎茶、品茶和烧香、薰香等方法的书籍,本是有闲阶级一种高雅的消遣。在江湖诗祸之后,作者生怕自己再次遭谤惹祸,就把这种书置于案头,整天焚香、品茗,表示无心过问时政,闭口不谈国事。后面两句说: “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进一步补足此意。“榆塞”,指边界。南宋后期,国事已不可为,作者感到绝望,就连听人谈论边境上的事都不愿意。并且,不仅自己不谈这些事,甚至连子女也不让听,只叫他们诵读一些与政治无关的风流艳词,不要关心政治,表面看,象是怕子女今后会同自己一样因忧国忧民而遭政治迫害,其实这不是作者真心,此不过悲愤已极,痛发牢骚罢了!结尾两句,作者用了春秋时烛之武的典故。烛之武七十岁时,郑文公请他出来为国家解除危难,起先,烛之武推辞道:“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但最后,他还是缒城面去,说退秦师,挽救了郑国。联系此词题注中作者“忽动从戎之兴”一语,可以让人发现,作者虽然叹老嗟衰,其实仍然富有救国救民的雄心,盼望能象烛之武那样为国立功。
研读此词,可以立即发现上下两片对比鲜明,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所作所为似乎判若两人。上片以功业自许,充满“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的豪迈气概和战死疆场、马革裹尸的雄心壮志,故意态雄杰,声情激越,表达思想略无隐晦,酣畅淋漓!而下片却是避谤山栖,无所事事,正话反说,观点掩藏,显示一副消极的态度,昔日的精神风貌似乎荡然无存!这种情况明显是前后矛盾的。什么原因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一下作者的生活经历。
刘克庄在二十三岁踏上仕途,一直沉于下僚。三十三岁时,参加江淮制置使李珏幕府,来到正有战事的抗金前线,生活有了转机,因此精神大振,意气高昂。可是由于他性情刚直,持论与主帅不合,又为同僚所忌,在第二年就被迫以奉祠南岳庙的名义回家闲居。这段从军生活的结局尽管不好,但仍然给他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之后,他曾知建阳县。不久,因《落梅》等诗被言官李知孝等人中伤,“踪迹甚危”,差点被捕入狱。从此后,他一直废闲在家。写作此词时,迫害他的右丞相史弥远还大权在握,威势显赫。在这种处境下,抗金救国只能作为一种梦想,唯一值得回味的就是十多年前的军幕生活,但这又与眼前的现实格格不入。在词中作者将这两者作对比,彼此相形,当然显得高下绝殊!
由上可知,把雄心壮志收藏起来,化为逍遥闲适,好象对天下事都已忘情,这并不是作者本意,只不过是在忧谗畏讥的形势下,被迫地摧刚为柔,将愤怒变成温婉。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作者在上片所说的,正是他愿说的;所做的,正是他愿做的。而在下片,作者的真实思想却是用含蓄隐晦的话或者反语来暗示,所说的都是与心里的意思相反的,所做的也都是本来不愿做的。作者对前一种生活愈怀念,对后一种生活的厌倦和唾弃就愈强烈;前一种生活愈显得豪迈激扬,后一种生活就愈显得沉重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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