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蓟中作》原文与赏析
高适
策马自沙漠,长驱登塞垣。
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
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
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天宝十一载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诗中描写了边境的荒凉,边患的严重,抨击了统治阶级的失策,同时也抒发了“安边”的壮志难酬的巨大悲愤。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展示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环境。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连续急剧的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紧接着三、四句,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阴惨惨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纯用白描之法予以大笔勾勒,境界浑灏阔大,虽未直涉人事,但通过“策马” “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和作为形容词“萧条”,强烈地暗示出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已使人如置风雪之中,忧心如焚的爱国之情扑面而来。这样的潜移暗转,就使下文的抒写情怀有水到渠成之妙。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翻”字,即“反”也。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对前文“边城何萧条”原因的具体揭示: 此处之所以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不过,它的含义远非如此简单,它固然指出“胡虏”的反叛是造成边患不息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给予了委婉而深刻的嘲讽。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对这样的战争,高适无疑是反对的,尽管当时安禄山已是手握三镇雄兵,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但对此倒行逆施已难捺愤怒,对最高统治者的所用非人十分痛心,故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树榛拔桂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抗议,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这里,虽未细言“安边书”的内容,但从其它诗歌中亦可窥见一斑: 对外来的侵略,他主张坚决反击: “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 ”应象李广反击匈奴那样:“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塞上》)从而达到“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 (《睢阳酬别畅大判官》),即发展生产、人们自由往来的和平生活。而对“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 (《蓟门五首之二》)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感到涕泪“沾臆”,坚决反对。这样的“安边”之策,无疑是正确的。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么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 (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虽是用典,但“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浑厚” (魏庆之《诗人玉屑》),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实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中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 ‘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此诗为高适第二次出塞到蓟北的代表作之一,内容含蕴深广,实为天宝末年东北边境现状之形象写照,可以“诗史”视之。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境界浑灏,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所以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 (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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