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剑门》原文与赏析

《杜甫·剑门》原文与赏析

杜甫

唯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

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

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

珠玉走中原，岷峨气悽怆。

三皇五帝前，鸡犬各相放。

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

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

併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

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

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

剑门，在今四川剑阁县北。据《大清一统志》： “四川保宁府：大剑山在剑州北二十五里。其山削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闢，如剑之植，故又名剑门山。”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十二月携家眷从秦州同谷转徙成都时，路过此地，他惊叹于地形之险要，联想到由藩镇强大造成的安史之乱，意识到剑南之地容易为军阀负险自固、割据称雄，表现了对国家前途的深深忧虑。

这首诗的开始八句，犹如冲霄而上、壁立千仞的剑门山一样，突兀而起，表现了作者初见剑门山那种惊愕的神态。啊，如此奇险、雄壮的大山，真是天设地造啊!山山相连抱住西南，山上的石头犄角都指向北方。两崖高耸，有似墙壁，砌垒之状，宛如城郭。一怒而据守，即使百万人也莫敢近前!这些生动的描写，一方面是采用赋的手法，直接摹写山势的雄奇、险要和壮伟，展现了宏大壮阔的画面，十分形象，使人如临其境。杨伦说： “宋祁知成都至此，詠杜诗首四句，叹伏，以为实录。” (《杜诗镜铨》)诗中用“险”字、“壮”字来形容剑门，也十分准确，一下子抓住了它的特点，全篇皆从此二字生发开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诗中采用了赋中有兴的手法，寄寓了深刻的政治含义。特别是“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二句，意蕴丰厚，耐人寻味。浦起龙《读杜心解》说： “俱以地险易动立论”，“抱西南，见曲为彼护;角北向，见显与我敌。为篇末欲铲叠嶂之根。”作者从险峻的山势中，已经明确地感到，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随时都有脱离中央王朝，搞地方割据的危险。“石角”，表面是写山，而其实是象征着那些居心叵测的地方军阀，概括了深广而实际的社会内容，表现了对时代危机的深刻认识。

在具体描写的基础上，作者针对时事，以雄肆之笔，抒发议论。中间十句，转折变化，纵横捭阖。作者先说当前朝廷剥削，珠玉等物日往中原，因而蜀民穷困，以至岷山、峨眉山也为之气色悽怆。其中“走”字系从《韩诗外传》中化来，卷六云： “夫珠出于江海，玉出于昆山，无足而至者，犹(同由)主君好之也。”这就委婉曲折地指出了唐王朝对四川人民的苛敛和搜刮，从而暗示出了天下致乱之由。然后，作者笔锋一掉，又从历史的角度发抒议论。回想上古时代，四川未通中原，那时人们不分彼此，连鸡犬也是互相随便放的。而夏商周以后，虽对远方实行怀柔政策，但其设官受贡，已失柔远本意，开了后世苛捐猛征之渐，并且对跋扈之徒也逐渐失去了控制，致使地方军阀高视阔步，称王称霸，彼此互不相让，厮杀得难分难解。这些议论，句句是说历史，而句句又关合着现实。它的锋芒所向，正是针对着安史乱后唐代中央王朝一面对人民残酷剥削，一面又对骄横的藩镇姑息纵容、无力驾驭的社会实际，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作者把历史和现实融为一片，使读者在咀嚼品味的过程中，得到深深的启发。

最后四句，作者以义正辞严的态度和斩钉截铁的语气，揭出了全诗的主旨，表明了作者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和激情：我要谴责天公，真想铲平这重山叠嶂;想到割据一方的事将来偶或有之，我不禁临风惆怅、沉默无言了!这最后四句十分重要，是全诗的关键所在。“罪真宰”、“铲叠嶂”云云，与篇首对险、壮的极力描写，遥相呼应，使上面的描写落到实处; “恐此复偶然”，又是对“併吞”、“割据”等议论的总结，并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对今后形势的忧虑。陈贻焮先生说： “诗人所虑者有二：一，剑门天险，利于军阀扼险割据，古已有之，今亦难保无虞;二，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若诛求太过，难免结怨生乱。这也就是这首诗的主旨。” (《杜甫评传》中卷)这深沉的忧虑，使得全诗的结尾显得更为沉郁有力，作了力重千钧的收束。然而，作者在最后一句，却又有意宕开一点，“临风默惆怅”，生动地画出了诗人欲言难言的形象，隐隐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给人以悠然意远的感觉。从开篇的突兀而起，经中间的转折变化，到最后的稍稍宕开，全诗象狂澜陡涨，翻腾奔涌，流向远方，把作者心潮变化的过程，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领悟到雄奇阔大、苍茫浩远的诗意。

杨伦在《杜诗镜铨》中评论此诗： “以议论为韵言，至少陵而极，少陵至此等诗而极，笔力雄肆，直欲驾《剑阁铭》而上之。”极为中肯。杜甫在诗中议论，为宋人的以议论为诗开了先河，但杜甫的诗中议论毕竟不同于一般宋人，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作者的议论与景物和人事的描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议论有形象作为基础，自然生发，因此毫不抽象。另一方面，作者在议论中灌注着自己的激情，语语扣动读者的心弦，因此毫不枯燥。再一方面，作者的议论与国家、人民紧紧相连，处处针对着现实社会，切切实实，因此毫不空泛。此后不久，盘据在两川的军阀段子璋、徐知道、崔旰、杨子琳之流果然据险为乱，把个好端端的四川弄得战火横飞，生灵塗炭，杜甫本人也深受灾难。仇兆鳌说：“公之料事多中如此，可见其经世之才矣。”杜甫具有一定的政治预见性，从此诗的议论中可以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