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红线毯》原文与赏析
白居易
忧蚕桑之费也
红线毯,
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
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
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
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
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
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
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
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
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
宣州太守知不知? 一丈毯,千两丝!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中唐“时政”之弊甚多,其一是地方官“每假进奉,广有诛求”(白居易《论裴均进奉银器状》)。“宣州太守”之进奉“红线毯”就是一例。这触发了他对“宣州太守”一类昏官的愤怒鞭挞的激情与对“生民病” (《寄唐生》)的同情心,“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 (《策林》六十九) 《红线毯》诗,希望借此达到绝进奉,救时弊的目的。
诗下小序,说明此诗题旨乃为忧虑蚕桑耗费之巨而作。咏“红线毯”为何“忧蚕桑之费”呢?因为红线毯是高级丝织品,织毯以茧丝为原料。诗之第一部份即一至五句,就是记叙用茧丝织成红线毯的精工细作的过程。首句“红线毯”乃“首句标其目(《新乐府序》)。接下四句诗人斟酌出几个动词,准确、精炼地道出红线毯制作工艺的顺序:择(茧)——缫(丝)——(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织(毯)。从中可见“红线毯”与“蚕桑之费”的关系。“披香殿”原指汉代宫殿名,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曾于此地轻歌曼舞,这里借用为宫廷歌舞之地。第一部分写织毯工艺之复杂精细,虽平平道来。“不务文字奇” (《寄唐生》),但反映出织匠劳动的艰苦紧张,也含寓着诗人深切的同情。
第二部分从第六至第十四句,描写与形容已织就的红线毯的精美。先是写红线毯面积之大:“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可”字极为传神,即毯与宫殿地面大小吻合而铺满之意,足见地方官阿谀奉承之心计。但“十丈余”之毯该耗费多少蚕丝,化费织匠多少劳动!诗人“忧蚕桑之费”的感情亦正见于此。然后是突出红线毯质地的“温且柔”。地毯倘若仅面积大而质地粗则不足为奇,惟大而细方见其精美绝伦,亦才显示出享用者之豪华奢侈,从而更突出“忧蚕桑之费”的题旨。“彩丝茸茸香拂拂”,从视觉与嗅觉两个角度描写红线毯的精美,这是第一层次。“丝茸茸”从视觉写其丝缕柔密;“香拂拂”从嗅觉写其染有香料故随风吹拂而散发出香气,极写其精美。“线软花虚不胜物”则主要从触觉角度写其质地松软之美,这是第二层次。毯上织有花的图案,花织得虚空柔软,简直受不了任何“物”来压。但是这样精美之物却是专供美人歌舞践踏之用,以满足帝王声色之娱的,可谓豪华奢侈之极!而一旦“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足可使美人纤纤细足陷没于毯内,这是第三层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这第四层次是以物衬物。俗话说: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太原毯、四川锦花褥都不失为“名牌货”,但与红线毯相比则有天壤之别:一则生涩而嫌细毛僵硬,一则冰凉而嫌质地单薄,哪里比得上红线毯兼温暖与柔软之美! “年年十月来宣州”,第五层次笔锋一转,点出红线毯之来历,它是每年十月由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而来,从而把皇帝的享乐与地方官的进奉挂上钩,使诗意深化。诗的第二部分极尽描写、衬托、对比等表现手法之能事,成功地渲染出红线毯“温且柔”之精美,为下面讽刺、批判地方官进奉之举打下基础。
前两部分写物——“红线毯”乃是手段,其抨击进奉者(人)——“宣州太守”才是目的。第三部分从第十五句至第十八句在把物之美写足的基础上,陡然将讽刺的锋芒直指“宣州太守”,称得上“其言直而切” (《新乐府序》),毫不委婉曲折。“宣州太守加样织”一句也属于“其事核而实” (同上)。作者此句原有注: “贞元中,宣州进开样加织毯。”可谓有根有据。“开样加织”与“加样织”同义,都是指宣州太守在原已十分精美的红线毯上新添图样,加厚质地,锦上添花,以博取“龙颜大悦”;并且恬不知耻地自夸其“为臣能竭力”。但是其“加样织”要增加多少“蚕桑之费”,却全然不管。红线毯织作之艰难且不说,就是进奉入宫也要花费大量劳动。由于“线厚丝多卷不得”。竟需“百夫同担进宫中”!由宣州至京城长安路程何止千里,这一路上跋山涉水,餐风宿露,又要保护红线毯避免日晒雨淋,该有多少艰辛操劳!这一切都是宣州太守“能竭力”的结果。诗人写至此,岂能不愤恨填膺?
第四部分从第十九至二十三句,诗人的忧虑之情已转化为满腔愤怒,并达到不可遏止的地步。那股“惟歌生民病”的激情促使他简直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厉声质问,表现了为民请命而“不惧权豪怒” (《寄唐生》)的精神: “宣州太守知不知?”这不是一般的询问口吻,乃是一种反诘语气,是责问,是抨击!他应该知道:“一丈毯,千两丝”“一”与“千”这两个悬殊甚大数字的对比极有力量。“千两丝”不是实指,乃极言所耗费蚕丝之多。“一丈毯”尚且需“千两丝”,那么“披香殿广十丈余”,又该耗费多少蚕丝啊!计算这笔账的诗人内心是痛苦而愤慨的,因此不能不写出更为发聩震聋的最后两句:“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是控诉,是怒斥;既不“温柔敦厚”,亦非“怨而不怒”。诗人以“人”与“地”相比照:地本不知寒,却为它铺满地毯;人要暖却无衣裹体,正如《秦中吟·重赋》所描写的: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但是地方官们“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诗人怎能不厉声喝止:“少夺人衣作地衣!”这是“卒章显其志” (《新乐府序》)的画龙点睛之句,使全诗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是“忧蚕桑之费”题旨的灵魂。“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诗人有如此真挚浓郁的感情,才引起读者心弦的共鸣。当然诗人揭露地方官之丑恶,暴露帝王生活之腐化,根本目的还是补察时政,“愿得天子知” (《寄唐生》),以改革政治,维护封建统治。这我们应该指出,但不必苛求于古人。
《红线毯》全诗写作上最大特点就是“质而径”、“直而切”,或曰“意太切则言激” (《和答诗十首序》),语言质朴直率,感情激烈直抒,记事直截了当,使得“老媪都解”,通俗易懂。诗人对此尝自评: “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 (《与元九书》)。这种写法有时确实难免浅率直露之病,但此诗却基本上是成功的。全诗形式也比较自由,“篇无定句,句无定字”(《新乐府序》),采用以七言为主,杂以三言句的写法,长短句配合协调,参差有致,“言”足可为“意”服务,如“一丈毯,千两丝”两个三言句用得精炼、有力,对比鲜明,出色地表达出诗人愤慨之情。另外,此诗非一韵到底,而多处转韵,转韵基本上按诗意的层层递进而安排,也鲜明地显示了诗人感情的发展层次。这都有利于表现“风雅比兴” (《与元九书》)的讽谕内容,所谓“系于意不系于文” (《新乐府序》)。《红线毯》乃是“歌诗合为事而作” (《与元九书》)的生动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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