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杜甫居夔州时,原住在瀼西草堂,后迁往东屯,将原草堂让给一个吴姓亲戚住。从诗题称其为“吴郎”看,当较杜甫年轻;用“呈”字,含有尊重对方之意。用“又”字,乃因以前已有《柬吴郎司法》一诗。此诗就老妇人扑枣事,以诗代信,劝吴郎应以仁慈为怀,时艰为念,准其扑枣。写这样一首诗的确颇费苦心,既要照顾吴郎之自尊心,又要达到使老妇人放心扑枣的目的,诗中又不能流露一点自以为高明的教训人的口吻。对扑枣妇人,杜甫是一腔菩萨心肠;对吴郎,杜甫是一片挚友、诤友之坦诚。
第一联是写自己居此时任凭老妇人来扑枣之由。“任”是任凭,即自己从不干涉。为什么如此待她呢?因为她是一个可怜的妇人,无儿,无食。借此以打动吴郎的心。第二联是讲自己对老妇人的态度,因为她是一个孤身妇女,不穷不会做这样的事,因而不但任她打枣,而且对她表示亲近、体贴,使她毫无恐惧之感。以上四句从自己这边说,极尽体贴、关怀、理解之情。杜甫如此说,不是卖瓜自夸,而是为了启发、开导吴郎,希望吴郎也能如此对待老妇人。下四句即从吴郎这边说。“即防”句,是说老妇人对你不免有所提防,其实她是多虑,谅你还不至于真的会干预她;“便插”句说吴郎:你搬来后,尽管随便插上几根篱笆,她就认为真是防她了。称之为“疏篱”,谓之为“多事”、“却甚真”,都是极力回护吴郎面子和自尊心的言词,杜甫之用心可谓良苦矣。第四联笔势宕开,不再粘滞于扑枣之事,而是引导吴郎把眼界放开,敞大襟怀。“已诉”句,是说我早已向你说过,官府的租税诛求,已使千千万万百姓很穷了。“贫到骨”,极言贫之甚也。这样用“骨”字,是出于群众口语,杜甫在很多诗中用过,如“路有冻死骨”,“疏布缠枯骨”,“穷愁但有骨”,“三年奔走空皮骨”。这是从更大的方面激发吴郎的同情心。“正思”句,是说百姓之苦,还远没有尽头,我们这些还能有碗饭吃的人,只要想一想眼前“万国尚戎马”的局面——有戎马,就有战乱,有战乱,就有军需,军需从何出?出自百姓的租税。现在的租税,已是“刻剖及锥刀”、“一物官尽取”了。再这样下去,百姓将何以为生呢?戎马不止,租税不已;租税不已,民困无有尽头——不正该为此而洒泪沾巾吗?又何苦计较堂前那几颗枣子呢?这句是晓之以理。这两句,杜甫说得剀切、诚恳,简直要把心掏给吴郎看。这种胸怀,我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已经感受到了,晚年诗中类似的诗句还有“枣熟从人打”、“减米散同舟”、“遗穗及众多”等。杜甫晚年,已是“奔走苦不暖”、“饥借家家米”的老人了,胸襟尚且如此,其“穷年忧黎元”,实不虚也。
杜甫此诗,意在开导吴郎,而开导必须言辞委婉,此诗之妙亦即在委婉:首先是因心地善良、富同情心,故而出言委婉,既体察了扑枣妇人的苦衷,又照顾到了吴郎的面子。其次是诗的构思委婉,不能不说扑枣事,又不能粘滞于扑枣事;不能不说自己原情,又不能卖瓜自夸;不能不说吴郎插篱事,又不能说得太直。这些关系处理得十分好。再次是造句遣词委婉,诗中用了一系列关连性词语(如中二联),用了一系列可以触动人怜悯之心的词语(如无食无儿、困穷、恐惧、多事、甚真、贫到骨、泪沾巾),锤铸了含义深婉的多层次诗句。真正做到了以委婉之言达委婉之情,使委婉的意象、委婉的氛围笼罩全篇。
杜甫一生信奉儒家的仁学思想,这个“仁”,虽说是从儒家继承来的,但却有所发展,有所升华,其主要标志有二:一是仁下不仁上,所谓“愿分竹实及蝼蚁,忍使鸱鸮相怒号”(《朱凤行》)是也;二是真心诚意地,自始至终地信奉、实践。《又呈吴郎》再具体、生动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点。
此亦一简,本不成诗。然直写情事,曲折明了,亦成诗家一体。大家无所不有,亦无所不可也。此妇素来扑枣,畏生客不至,此本人情,却谓其多事; “便插疏篱”,防其扑枣,本属多事,却云“甚真”,谓避嫌宜尔也。皆善巧方便语,本意只是要吴郎任其扑枣耳。至末说此妇之苦,而又推开去,见天下可哀者多,不止一妇。盖前面为此妇,觉婆心太切,须如此收,极得口角。读此诗见此老菩萨心。
(王嗣奭《杜臆》卷九)
卢世曰: “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示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二引)
首句提破,次句指出可矜之人,下皆反复推明所以然。……末又借邻妇平日之诉,发为远慨,盖民贫由于“征求”,“征求”由于“戎马”,推究病根,直欲为有民社者告焉,而恤邻之义,自悠然言外。(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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