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结
癸卯岁,西原贼入道州,焚烧杀掠几尽而去。明年,贼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边鄙而退。岂力能制敌欤?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故作诗一篇以示官吏。
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
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
并税有常朝,日晏犹得眠。
忽然遭世变,数岁亲戎旃。
今来典斯郡,山夷又纷然。
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
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
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
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
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
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
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
这首诗与《舂陵行》一样,都是诗人任道州刺史时的名篇,揭露官府的横征暴敛,同情人民的苦难遭遇。
诗前小序交代了写作原由。所谓“西原贼”及诗中的“山夷”、“贼”是对广德元年(763)即癸卯岁因反抗李唐王朝的压迫而进攻邻近州县的少数民族“西原夷”的诬称。此诗主要以“贼”之“伤怜”反衬“诸使”之“忍苦征敛”,揭露官府横征暴敛之狠毒有甚于“山贼”焚烧杀掠之凶残,所以“示官吏”,告诫官吏不要连“贼”都不如。
全诗可分四段。“昔岁逢太平”至“日晏犹得眠”写盛世之安乐。诗人早年曾有过一段隐居生活,与林泉为伴,以洞壑为家,或漫游淮阴间,或习静商余山。那时正值太平盛世,“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 “井税”借指初盛唐时的租庸调制。“有常期”是说有一定限额,不是泛征滥税,因此,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诗人满怀深情地称颂往昔的太平景象,为下文写当今社会动乱不定、人民陷于水火作铺垫。
“忽然遭世变”至“此州独见全”重点写时世动乱。“世变”指安史叛乱以来的时局。“戎旃”是用毡子制成的军用帐篷,这里指战争生活。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结束了自安山林的生活,“儒生预戎事”,“境外为偏帅”(《寄源休》),并对大局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最突出的是乾元元年(758)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时,招缉义军,配合李光弼,使史思明挫锐不敢南侵,保全了十五个城池。如今出任道州刺史,正值“西原夷”变乱。“山夷”第一年攻占了道州,第二年只“攻永破邵”而不犯道州,固然因为道州“城小”,还出于“人贫伤可怜”。这一事实说明道州人民确实已穷到无可搜刮的地步,同时说“山夷”不侵犯苦难深重的人民,也为揭露“使臣”的凶残作了铺垫。
“使臣将王命”至“以作时世贤”主要揭露“使臣”的残民本质。那些打着“王命”招牌来催征赋税的租庸使,一个个如狼似虎,竞向人民逼索,使本已走投无路的人民更陷于绝境。“山夷”对“人贫伤可怜”的道州不加侵犯,手持王命的“使臣”却对这里的人民“迫之如火煎”。诗人不由得怒火中烧,痛骂这些坑害人民的刽子手: “岂不如贼焉?”并庄严宣告:“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怎么能够断绝人民的生路,去做一个统治者眼中的所谓“贤能官吏”呢?这是诗人对灭绝人性、伤天害理的“征敛者”的严厉抨击,对其他官吏的严肃告诫,也是自己“疾官邪,轻爵禄,意皆起于恻怛为民”(刘熙载《艺概》)这一心迹的明确表露。
最后一段从上文自然引出,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向操守: “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 “委符节”就是放弃朝廷的任命,辞职不干。“刺船”即以竹竿撑船。“就鱼麦”,住在生产鱼麦的地方,即归隐江湖。诗人虽然年轻时就有“在显名迹”(《文编序》)的愿望,但他心目中的良吏是“能保黎庶,能攘患难”(《道州刺史厅壁记》),“能使孤寡老弱无悲忧,单贫困穷安其乡”(《崔潭州表》)的爱民如子的父母官。作为“宁方为皂,不圆为卿”(《恶圆》)的诗人来说,怎么能去做“绝人命”的“时世贤”呢?表示不如放弃官职,退隐江湖,不与其他官吏同流合污,残民邀功。
元结一向主张诗歌要反映生活现实,表达真情实感,发挥“救时劝俗”(《文编序》)的作用。这首《贼退示官吏》正体现了他的这一主张。诗人以质朴通俗的语言,真挚炽热的感情,指陈其事,直抒胸臆,通过前后对比和衬托,严厉痛斥残民邀功的“征敛者”,深刻批判“官”不如“贼”的社会现实,义正词严,正气凛然,足使顽者廉而懦者立,达到“示官吏”的目的。这正是元结诗歌淳朴浑成风格的典型特色。
(“使臣”两句)骂得妙! (谭评) 痛自切责之言。(钟评) 前诗(《舂陵行》)悲,此诗愤,仁人之言。(钟评) (钟惺 谭元春《诗归》卷二十三)
《贼退示官吏》若纯作剌时语,亦伤厚道。看首尾词意和平,可知古人用笔之妙。(张谦宜《岘斋诗谈》卷四)
邵(子湘)云: “村朴之中自有老气,此种诗亦不易学。” 沈(德潜)云: “痛自切责,不嫌直遂。” (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卷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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