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吊屈原》原文与赏析

《吊屈原》

贾谊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

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 圣贤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贪兮， 谓跖蹻廉; 莫邪为钝兮， 铅刀为铦。

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 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 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屦，渐不可久兮; 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讯曰： 已矣! 国其莫吾知兮，子独壹郁其谁语? 凤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渊潜以自珍。 偭蟂獭以隐处兮， 夫岂从虾与蛭螾? 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 使骐骥可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

般纷纷其离此尤兮， 亦夫子之故也! 瞝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 见细德之险征兮，遥增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 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 横江湖之鳣鲸兮， 固将制于蚁蝼。

贾谊的这篇《吊屈原》，《史记》、《汉书》及其他各书所载，文字略有出入。这里以 《史记》 为主而参照其他，择善而从。

贾谊 (前200—前168)，西汉前期杰出的政论家和文学家。对于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已有的几种文学史着重论述了他的散文，而很少谈到他的赋。但他在赋方面的成就也是不应忽视的。《汉书·艺文志》 列贾谊赋为一大家。扬雄 《法言·吾子》 也说： “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 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贾长沙集·题辞》评论道： “骚赋词清而理哀，其宋玉、景差之徒乎! 西汉文字，莫大乎是，非贾生其谁哉!”

司马迁在 《屈原贾生列传》 里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叙完了屈原的遭遇之后说： “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接下去，他并没有立刻引用 《吊屈原》一文，而是叙述贾谊吊屈原之前的经历。这一大段文字，当然是 《贾谊传》 的重要部分，但也是关于贾谊写 《吊屈原》 时的心理活动的最好剖白。要比较深刻地理解 《吊屈原》，非看这段文字是不行的。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 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 (悦) 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贾生以为汉兴至文帝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 “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贾生以弱冠之年而深受汉文帝的赏识，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更定律令及列侯就国的意见都被采纳，并考虑晋升公卿之位，这和屈原开始见信于怀王的情况极相似; 继而遭谗被疏，谪为长沙王傅，这又与屈原见放异代同悲; 而其所谪之地，又恰恰是屈原生活乃至自杀的楚国山川。不妨设身处地想一下，当他赴长沙、渡湘水之时，屈原的命运，能不在他内心深处激起强烈的共鸣吗? 他 “为赋以吊屈原”，同时也是吊自己。关于这一点，班固在《贾谊传》 里讲得更明白。他说：

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者，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 《离骚赋》，其终篇曰： “已矣! 国无人，莫我知也。” 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

追伤屈原，因以自谕，这就使得 《吊屈原》 一文洋溢着不可压抑的激情，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第一段叙作赋的缘起。从自己的“俟罪长沙” 写到屈原的 “自沉汨罗”，从而把两人的命运绾合起来，而用 “遭世罔极” 加以概括。第二段以 “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 领起，先用 “鸾凤伏窜” 而 “鸱鸮翱翔” 作比拟象征，然后选择现实生活中一系列典型事例，痛斥政局纷乱，是非颠倒。那些阘茸小人，那些靠谗害正人、谄谀上司捞取资本的恶人，都不过是鸱鸮一样的货色，本来应该“伏窜” 的，然而一个个 “尊显” 了，“得志” 了! 圣人、贤人、方正之士，正像鸟类中的鸾凤，本来应该翱翔于万里晴空的，却一个个身处逆境，屈居下位! “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句，《汉书》 作 “谓随、夷溷兮，谓跖、蹻廉”，意义相同。随，卞随; 夷，伯夷。其事迹俱见 《史记·伯夷列传》，都是辞让天下的贤人，够清廉的。跖，盗跖; 蹻，庄蹻。都是古代被称为“大盗” 的人。《史记·伯夷列传》 说： “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够贪暴的。可是世人竟把廉的说成贪，把贪的说成廉 (今人用新的观点如何评价随、夷、跖、蹻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世谓”直贯 “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莫邪，是古代最铦利的宝剑; 铅刀，则是用锡制成的刀具，什么都割不动。可是世人竟然说： 莫邪最笨钝，毫无用场! 铅刀最锐利，不管割什么，都得重用它!

以上列举这么多是非颠倒的事例，已经足以说明 “逢时不祥”、“遭世罔极” 的实际情况，令人发出 “呜呼哀哉” 的沉痛感叹了。然而作者的愤激之情尚未充分宣泄，因而第三段又以 “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 领起，进一步追伤屈原，自抒愤懑。“生之无故”，与上文“遭世罔极”、“逢时不祥” 的意思大致相似。“生”，即通常所说的“生不逢辰” 的 “生”。接下去，便列举一系列象征性的事例，慨叹黑白淆乱，贤愚易位。周鼎与康瓠 (瓦盆)相比，当然应该珍视前者，如今却“斡弃周鼎”，而把康瓠当成宝贝! 罢 (疲) 牛、蹇 (跛) 驴，当然不能与骐骥相提并论，如今却重用前者，而用骐骥拉盐车，怎能发挥它日行千里的才能! 章甫，殷代的冠名; 荐，垫也; 屦，麻或皮革制成的鞋子。章甫这种帽子无疑是应该戴在头上的，如今却用它垫鞋底! 应该在上面的，反而被踩在下面; 应该在下面的，反而被抬在上面! 这样的事，能够长此延续下去吗?然而先生啊，你却偏偏遭受了这样的灾难!

在第二段里，先以 “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 象征善恶颠倒，然后直接列举现实生活中许多与此相类的事例以抒愤慨，锋芒毕露，略无含蓄。仅就“鸾凤” 句而言，用的是“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王逸 《离骚经序》 的 《离骚》 手法，相当于 《诗经》 中“以彼物比此物” 的 “比”。从这一段看，则 “鸾凤” 句又起了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的作用，相当于 《诗经》 中的 “兴”。)

第三段与第二段不同。弃周鼎而宝康瓠，重牛驴而轻骐骥，乃至拿帽子垫鞋底，纯用比拟象征的手法揭露时局纷乱、是非不明。与前一段“谗谀得志”而“圣贤逆曳” 等句直斥社会黑暗相联系而又有发挥，既显得有虚有实，写法多变，又显得形象丰富，忧愤深广。而“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一句，实具有收束两小段的作用。作者的同情，倾注于“鸾凤”所代表的方面，对于与此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当然是憎恶的、鄙夷的。但他的最大愤慨，则还是使善恶颠倒、贤愚易位的“时”和 “世”。而屈原所遭遇的，偏偏是这样的 “时”和“世”，他自己所遭遇的，也偏偏是这样的“时”和“世”!

第四段开头的“讯”，《汉书》作“谇”，按旧注，都是“告”的意思。实际上相当于《离骚》的“乱”，就是全篇的尾声。这个尾声包括第四、第五两段，不像 《离骚》 的 “乱” 只有寥寥数语。《离骚》的 “乱” 是这样的： “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既然 “国无人莫我知”，美政无法实现，那么 “怀故都” 也是徒然的，只有以自己的生命来殉崇高的理想。贾谊吊屈原之时，还不过二十多岁; 西汉开国不久，又与楚国濒于危亡的形势不同。因此，贾谊在 “追伤屈原，因以自谕” 的时候，对理想的实现还不至于完全绝望，因而也还没有想到死。既然如此，《吊屈原》 的尾声就必然是另一种写法。那么，怎样写法呢? 这决定于作者在特定情境中的思想认识和心理活动。

苏轼在 《贾谊论》 里说：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 ……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 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 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纡郁闷，跃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 苏轼在这里所说的 “跃然有远举之志”，正是 《吊屈原赋》 尾声所表现的基本情绪。苏轼不同意这一点，他替贾谊设计的出路是先去和反对他的绛、灌之属搞好关系，并争取汉文帝的信任，然后行其志。话说得很轻松，但苏轼自己也行不通。如果按照苏轼的意见，贾谊在 《吊屈原》 的尾声里就得用苏轼责备他的那些话去责备屈原了，岂非笑话!

贾谊在尾声的开头发出了与屈原同样的慨叹： “已矣! 国其莫我知兮，子独壹郁其谁语!”这当然不是抄袭《离骚》的“乱”，而是同样的遭遇激发了同样的情感波涛。接下去，他由于还不像屈原那样绝望到只能以身殉国，就转而想到其他可能走的道路： 时世既然贵鸱鸮而贱鸾凤; 鸾凤何不高飞远引?獭虾蛭们既然那样春风得意， 神龙就应 “深潜以自珍”，怎能和它们混在一起? 犬羊是 “可系而羁” 的;作为麒麟，如果也“可系而羁”，那和犬羊又有什么区别?这真是思绪纷纭，莫可端倪，然而寻根究底，出路何在呢?那也不过是封建社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可能有的唯一退路： “远浊世而自藏。” 简单地说： 就是隐居不仕，洁身自好。

然而对于怀有 “美政” 理想，并且力图付诸实践的屈原来说，对于怀有治国安天下的宏伟抱负，而且经过深思熟虑，已经提出一整套实施方案的这位“洛阳少年”来说，义无反顾地退隐，干净利落地忘掉现实，这是可能的吗?不难看出，在贾谊复杂纷纭的思想活动中，“远浊世而自藏” 的念头刚一闪现，就被不甘心退隐的情绪压下去了。他的神思继续飞驰，且看飞向何方：

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瞝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辉而下之; 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翮而去之。……

前四句，竟然责怪屈原了! 大意是： 屈原遭受怨尤，也有点咎由自取; 他可以历观九州，选择一个好的君主去实现他理想中的美政，又何必一定眷怀楚国、系心怀王呢? 司马迁在 《屈原贾生列传》 的结尾说： “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正是针对这一点而发的。但贾谊的意思，并不是哪里肯容就到那里去，而是有条件的。下四句讲的就是条件： 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看见哪里有 “德辉”，才肯落到那里; 相反，看见哪里充溢着奸险邪恶，便鼓翼而飞，去之唯恐不速。当然，在东周分裂，诸侯纷争的时代，不仅策士之流朝秦暮楚; 即如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也周游列国，当他离开父母之邦鲁国的时候，只不过以 “迟迟吾行”表达他的眷恋之情罢了。时代略早于屈原的孟子，更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对于这一切，历来没有什么人指责。屈原如果也这么干，大概也不会招致非议的; 然而那就不是屈原了。屈原在楚国的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里培养起来的炽烈的爱国情感不容许他离开楚国，他决不会去“瞝九州而相其君”。这一点，贾谊是清楚的。难道他真的会要求屈原跑到秦国去谋出路吗?至于贾谊自己，他认为当时事势 “可为痛哭者一”，即诸侯王国势力的恶性膨胀影响国家的统一。那么，他怎能跑到诸侯那里去呢?他认为当时事势 “可为流涕者二”，其一便是“匈奴嫚娒侵掠”。那么，他又怎能跑到匈奴那里去呢?从创作心理上分析，“瞝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云云，乃是极端愤懑之时思路越出常轨的表现; 而这种思路越出常轨的表现，正好极其充分地抒发了他的愤懑之情。如果认为这是贾谊的真正思想或主张，并据此横加指责，那就太不理解贾谊，也太不理解文艺创作了。

当作者神思飞越，化为凤凰，振翮于九仞之上的时候，那是自由的，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的，然而那毕竟是想像，一旦和现实联系起来，则一切选择都将落空。因为他看不见哪里有 “德辉”，而见到的只是“细德之险征”; 既然如此，就不愿下落，只想高飞远举; 可是在实际上，又能飞到哪里去呢? 于是在极端心烦意乱中，那凤凰终于从千仞之上跌下来， 化为 “吞舟之鱼”， 化为 “横江湖之鳣鲸兮”; 而等待它们的，却不是浩渺无际的江河湖海，乃是丈把宽的“汗渎”! 试想：“吞舟之鱼”， “横江湖之鳣鲸兮”， 一旦落到丈把宽的 “汗渎” 里，不要说自由驰骋，连浮游、回旋都绝无可能。其结果，只能被蝼蚁吃掉。屈原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那么，自己呢?

一篇吊屈原赋，就在“固将制于蚁蝼”这一无可奈何的深沉叹息声中结束了。这是屈子悲剧之所在，这又何尝不是贾生悲剧之所在!

司马迁在 《史记》 中将贾谊与屈原合传，引了 《吊屈原》 与《鵩鸟赋》。 班固在 《汉书·贾谊传》 里也引了这两篇。 而东汉王逸据西汉刘向所辑《楚辞》撰《楚辞章句》，于汉代作品中收了传为贾谊所作的 《惜誓》、淮南小山的 《招隐士》、东方朔的 《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 《九怀》、刘向的 《九叹》和他自己的 《九思》，却没有收贾谊的 《鵩鸟赋》 与 《吊屈原》， 大概认为它们不属于“楚辞” 系统。 梁萧统编 《文选》， 把《鵩鸟赋》列于“赋”类， 把《吊屈原》 列入“吊文”类(题为 《吊屈原文》)，却没有列入“骚”类，也不认为它们属于“楚辞” 系统。还是朱熹有眼光。他撰《楚辞集注》，认为王逸《楚辞章句》所选汉代作品如 《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因而一齐删去，只留下 《哀时命》、《招隐士》 和传为贾谊所作的 《惜誓》， 而把贾谊的《鵩鸟赋》 和 《吊屈原》 收入《续离骚》。并在 《楚辞辩证》 中解释说： “贾傅之词，于西京 (西汉) 为最高，且《惜誓》 已著于篇，而二赋 (指《鵩鸟赋》 与 《吊屈原》)尤精，乃不见取，亦不可晓，故今并录以附焉。”

《吊屈原》 属于 “楚辞” 系统，这是毫无疑义的。从形式上看，通篇用韵，每句带 “兮” 字，与以司马相如的作品为代表的汉赋韵散结合，“兮” 字调基本消失的情况不同，仍然保留了 “楚辞” 的特色。从写法上看，继承了 “楚辞” 以抒情为主的传统，不像典型的汉赋那样铺叙描写。更重要的，还在内容方面。王芑孙 《读赋卮言导源篇》云： “贾傅以下，湛思邈虑，具有屈心。” 认为贾谊的赋 “具有屈心”，这是探本之论。对于 《吊屈原》 来说，尤其是这样的。贾谊由于同屈原有类似的抱负和遭遇，因而渡湘江吊屈原之时，愤遭世之罔极，抒异世之同悲，在心灵上与屈原同振共鸣，字里行间，跳跃振颤着的是屈子之心，也是他自己的心。读 《吊屈原》，正如读屈原的作品一样，能使世之逐臣、去妇以及一切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人抆泪讴吟，恻怛不已，其原因就在这里。贾谊与屈原，相隔近百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司马迁却把他们合在一起写传，并把 “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作为联结屈、贾的纽带，正表现了他对屈、贾二人的深刻理解，也表现了他对 《吊屈原》 一文的深刻理解。不难看出，司马迁也是在心灵上和屈、贾同振、共鸣的情况下写 《屈原贾生列传》 的。正由于这样，他的 《史记》 被誉为 “无韵之《离骚》”，而他的 《悲士不遇赋》，则直承 《吊屈原》，同属 《骚》之苗裔。

王逸 《楚辞章句》 收 《惜誓》 一篇，《序》 中说： “ 《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 洪兴祖 《楚辞补注》 以为其间数语与 《吊屈原》 词旨略同，断为贾谊所作。朱熹同意此说，并补充道： “今玩其辞，实为瑰异奇伟，计非谊莫能及。” 关于 《惜誓》的作者问题，至今仍有争议，这里无须详论。而朱熹认为贾谊的赋辞采“瑰异奇伟”，则确切不移。《吊屈原》 不过寥寥三百来字，却极其广泛地摄取鸟兽虫鱼器物服饰等无数物象和社会生活现象，或自铸伟词，或兼熔典故，广譬博喻，对比反衬，从而激发读者的联想，振荡读者的心灵，诸如谗谄蔽明、邪曲害公、是非颠倒、贤愚易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小人得志、英俊沉沦，举凡作者所遭逢的一切，都如身历其境、感同身受。当然，《吊屈原》 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不仅由于它的词采 “瑰异奇伟”，主要由于它用 “瑰异奇伟” 的词采，艺术地揭露了封建时代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而那些现象，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从这一意义上说，司马迁用以评价《离骚》 的 “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借以评价 《吊屈原》，也是十分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