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咏贫士七首(其五)》原文与赏析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

东汉汝阳(今河南上蔡)有一位高士袁安。冬季某日，大雪积地丈余，洛阳县令出来巡视，见各户人家都出来清扫积雪，还有人在要饭。县令到袁安门前，见积雪堆门，以为袁安已冻饿而死，命人除雪进门，却见他僵卧在内，又问他为什么不出门乞要，袁安回答： “天下大雪，一般人都饿着，我不能再去求人家”。县令认为他是位贤士，就荐举他为孝廉。又传说古时有阮公其人，“见钱入”而当日就弃官归隐。本诗前四句并举二位先贤的故事，正上应“其二”末“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二句，可惜的是阮公的故事，久已佚失，只在陶潜本诗中留下了一点踪迹，后人已难知其详。“见钱入”，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人无端送钱给阮公，他洁身自好，当即挂冠，二是阮公为生活所迫而勉强从仕以为给养，一旦生资稍有依傍(钱入)，即弃官而去。从陶潜生平与诗的脉络来看，以后一种可能为大。

“刍藁”以下，即袁、阮二公事发论抒怀，刍藁是马草。莒，通稆，野禾。旧注均谓贫士藉马草以卧，采野禾而食，而知足长乐。而细探诗意，“刍藁有常温”，显然是上应“袁安困积雪”句而来，则“采莒足朝餐”，当应阮公事，谓弃官而去后常采野禾以为食。“常”、“足”则互文见义谓二贤虽饥寒交煎而知“足”常“乐”。唯以阮公事难详，则理解为合袁、阮二事以咏之亦未始不可，唯不当似旧注所说为泛说贫士。“岂不”二句打转，上句设问，二公生活难道不艰辛吗？下句作答，并非不苦，只是因为他们所忧惧的不在于饥寒。那么所忧为何呢？“贫富”二句伸足其意。原来人心中并不能无有物欲，安贫与求富二心常交战于胸，二公安贫乐道，以道义战胜了物欲，所以虽然枕刍食稆而常乐知足，没有一点戚戚不欢之色。于是诗人不禁叹美，二人的至高无上的道德，他们的清风亮节，冠于同类而衣被一方，当然更为万世崇尚。“冠邦闾”上应一、二句袁安僵卧陋巷，则“映西关”当应三、四句“阮公”去官，于是可知阮公为西关阮公。“至德”、“清节”互文见义，融二典为一，关合全篇。

全诗虽咏的是贫士，但读来骨气端翔，风力轩扬，这固然由于诗的立意从道胜着眼而非叹老嗟贫；也因为诗歌作法上的健劲。

自曹植等建安诗人起，就十分重视诗的起句，有“工于发端”之称。本诗继承了这一技法，试想，二典如果互易位置，以阮公弃官居前，气即不扬。今以袁安典居前，积雪映高士，又继以“邈然不可干”，一种穷且益坚，睥睨世俗的傲兀意态，即轩昂纸上，使起笔即有高扬之势。

开合自如，顿挫简捷的结构，也增强了本诗的力度。首尾双起双结，遥相呼应是显而易见的，结末的“至德”、“清节”更将起首二典四句傲兀意象的内含剔抉，升华，达到了超远的精神境界；而这一升华的关捩在中间四句。“刍藁”、“采莒”分承双起两典，而“常”、“足”二字互文，由叙启论，由分向合；再以“岂不”二句问答合二为一，并转折诗意，引出道胜之义，结末再散为二事，以“至德”、“清节”互文相照，更上一层楼。这一结构在陶诗一贯的顺畅之中见出开合擒纵之力。使盘礴意气，在分合中得到充分的抒发，在顿挫中显出夭矫之力。意气夭矫盘礴也是同时代谢灵运诗的主要特色，但陶诗完全不落痕迹，一任自然，是较胜于谢诗处。

用典自然贴切也增强了本诗的浑厚之感。袁、阮二典分启寒饥二端，本已甚精，更妙在切合诗人本身行事。陶潜晚年饥卧数日，江州刺史檀道济使人以酒肉馈之，诗人麾而去之，此事虽与作诗之时间先后难以确定，但可以看出陶潜晚年虽病而不轻易求人，特别是请名利场中人援手的品格。

由此亦可推见阮公一典之深意。《归去来辞》序曾自述仕隐经过： 因家贫，耕植不足自给，而屈己从仕小邑，在官八十余日，即去仕归隐。按东汉高士毛义，以家贫亲老，不择仕而官，一旦母去即不仕，张奉赞之，谓其为亲而屈己。阮公之事当与之相类，陶潜用之，正切自己当初出仕之心曲。所以二曲虽饥寒并举，却是由今及昔，尤见感情的深沉。诗的后半部分，字面意思甚明，而其实亦用二典，“所惧非饥寒”用《庄子》中事： 原宪居蓬蒿中，二日一炊，子贡结驷连骑以访之，曰“甚矣，子之病也！”原宪答曰“予贫也，非病也。”原宪不以贫为病，后人称之为“忧道不忧贫”。“所惧非饥寒”正其意。“贫富”二句用《韩非子》事： 子夏曰“吾人见先王之义，出见富贵，二者交战于胸，故臞(瘦)；今见先王之义战胜，故肥”。“道胜无戚颜”，正是战胜而肥，心广体舒之状。二典由不忧病到道胜，层层推进，含义极浑厚，却以浅语出之，有绎之无穷之感。

这些就是本诗所以风骨凛凛的作法上的因素。

《咏贫士》七首在诗史上的意义极可注意，从诗体来看，它合阮籍《咏怀》与左思《咏史》于一体，钟嵘谓陶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合《咏贫士》观之，正可见建安正始之风由晋而宋之传承。再以反观陶潜他作，可见洵如朱熹所云，陶诗之平淡之下实有豪放，“但豪放得不觉来耳。”(《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因此这一类诗，正是解开陶诗与建安风骨关系的钥匙。

从诗章组织看，组诗虽不起于陶，但如阮籍《咏怀》、左史《咏史》等，均各诗并列，是相近题材之组合。而《咏贫士》七首，有总有分，首尾呼应，脉络贯通，将组诗形式推进到新的高度，启后来杜甫《秋兴八首》等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