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有九流,做官有九品,做文章也有流派与品级,鸿文伟著是正流, 杂记琐录是小品。
闲人是九流以外的人,看官是九品以外的官,以闲人而作闲话,只求博看官一粲,不计工拙, 不避俚俗, 不拘品格,不法古人,人所不屑道者,我乐道之,其不能列品入流,毋宁是当然的事。
从前那些为杂途所就,不得预于正流的,叫做未入流,即官在九品以下的人,唐人称之曰流外。
我这些闲话,既不入流,又不成品,其流外之作欤! 因题名曰流外集。
1936年3月
(《流外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赏析 在这篇《〈流外集〉小引》中,钱歌川先生表明了自己创作上的美学追求:反雅尊俗。
“雅者,正也。”(《毛诗序》)在中国的审美文化中, “雅”是儒家长期培植起来的美学风范,风度儒雅、衣着淡雅、趣味高雅、言谈文雅、摆设典雅,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活理想。在审美领域中,雅亦是社会高层次的审美规范。与之相对的则是“俗”,雅与俗之别反映着审美观上的不同,漫长历史时期的发展中, “雅”的属于王公贵族、统治者, “俗”的则属于平民百姓、被统治者。因此,在尚“雅”者的心目中,“俗”的东西有伤大雅,不能登大雅之堂。
钱歌川先生并不以之为然。
他首先说自己是“九流以外”的“闲人”, 而读者是“九品以外”的“看官”,因此所写的文章是“闲话”,并非“正流”的“鸿文伟著”,而是“杂记琐录”“小品”。这表明钱歌川先生的审美意识并非尚“雅”,而是趋“俗”。在当时把自己的集子叫做《流外集》,有自嘲的意思,但更多的是自傲。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创作主张,一是“只求博看官一粲,不计工拙,不避俚俗”。历史上有许多中下知识分子,程度不同地保持着同人民大众的联系,提出“文不避俗”的口号,写一些供大众娱乐的东西,把自己的创作指向民间和市井。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由于尚质尚径,不避俚俗,故而取得了“老妪都解”的效果。钱歌川的散文被评论家认为“读之如在冬夜围炉,促膝闲谈”。这正是他创作上的反雅尊俗的结果。
另外,钱歌川又认为写文章应当“不拘品格,不法古人, 人所不屑道者,我乐道之。”他对表现自我真实的强调颇类似于明朝袁氏三兄弟的“性灵说”。“性灵说”认为创作应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的确,创作主体的个性不应因“古人”和“品格”而改变,王公贵族那些“九品以上”的官尚雅,其“不屑道者”,未必就是不好的。元好问曾有诗曰:“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痴,除却雅言都不知”,就是对“雅言”的讥讽。钱歌川没有停留在反雅尊俗上,而且对“人所不屑道者”称“我乐道之”,是以俗为美。
钱歌川先生称自己“不入流”,作品“不成品”,甘居“流外”,充分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艺术追求。
他不愿去做上流人、上品官,做文章也不做鸿文伟著,率性而行,傲然物外,只有超越了雅、俗,才能达到大雅大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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